六 坎达帕里的末日（第3/5页）

那个队长说：“不错，很简单。也许太简单了。”

爱因斯坦说：“最有效的行动都是简单直接的。”

基索说：“我担心交通信号灯会出问题。行动时索性把它们关掉是不是更好？”

爱因斯坦说：“关得太早，他们会修好的。关得太晚，路口就会堵车。最好有人走到十字路口，如果我们离开的时候正好是红灯，那个人神情严肃地戴上警察的白手套，拦住横向行驶的车辆。如果正好是绿灯，那就用不着了。”

长官说：“十字路口有警察或警亭吗？”

爱因斯坦说：“有警亭的话我就不会想这么干了。我们过了十字路口后，那个人会镇定地穿过马路，脱下白手套，钻进一辆汽车或出租车离开现场。所以可能我们还需要一辆车。如果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印度式的街头玩笑。四个人，两辆车，三支枪。”

基索说：“我觉得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了，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爱因斯坦说：“我认为这件事很有挑战性，而且出人意料，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理由针对那个部长。我喜欢出人意料。我认为这能给我们的人树立一个榜样。在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只会想到那些最老套的办法。对方于是总能堵到我们，而我们就只有进监狱的份儿。”

后来，爱因斯坦和威利有一次谈话。

爱因斯坦说：“我听说你们在向内地推进、扩大解放区的时候遇到了些挫折。那个战略糟透了，有些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的摊子铺得太大了，什么事也干不成。”

“我明白，我明白。”

“那些首长真是令我们失望。生活太奢侈。老是去国外开会。争着去国外宣传、筹款。对了，你还记得那个纺织工家庭出身的小子吗，那个几年之前把我们出卖给警方的家伙？”

威利问：“就是博杰·纳拉亚那件事？”

“他没有牵扯任何人。我认为他们并没有依据第三〇二条指控博杰·纳拉亚。”

威利说：“那我就放心了。”

“我想让你知道这事。我知道你们俩关系不错。”

“你真的要实施那个行动吗？”

“这件事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你看，你们对这种事总是说个没完。这就像你年轻时遇到的数学题。你闷声不响的时候，答案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威利想起他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小小的纺织工聚居区的情景：天边一片艳红，用以纺纱绩线的前院干净整洁，拉贾兄弟住的房子前面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他还记得，在一百码之外卷烟工人家半敞的厨房里，炉膛里的火在黄昏的余晖中显出些许节日的气氛：卷烟工人挣的钱是纺织工人的两倍，或者说，他们贫穷的程度是纺织工人的一半；那早早燃起的炉火似乎在标记两者之间的差异。他还记得，那个嫂子，身着农妇的棉布裙子，倒在小屋里的泥地上，倒在博杰·纳拉亚面前，抱住他的膝盖，求他给她小叔一条生路，身旁是一台自家装配的织布机。

他想：“这里有谁会知道我在关心那些人呢？也许那兄弟俩还是死了的好。也许就像罗摩占陀罗说的那样。对于拉贾兄弟这样的人而言，损失已经太大了。这一代已经没有希望了，也许下一代仍然没有。也许那兄弟俩已不必再忍受无穷无尽的徒劳和没有必要的痛苦了。”

现在每隔两个星期就要召开地区会议。各个分队的队长或他们的代表会从分散于树林各处的解放区——他们在那里模拟旧时的社会生活——赶来参加。他们带来了一些非官方的消息，关于警察的抓捕，关于游击队内部的清算，但是，有关革命成功、解放区扩大的信口开河仍在继续，至少仍然出现在正式的讨论中，这使得讨论变得越来越抽象。比如说，他们会极其严肃地争论究竟是封建制度的矛盾更深刻还是帝国主义的矛盾更深刻。某人可能对帝国主义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其实帝国主义在目前的形势下离他们很遥远——事后可能就会有人对威利说：“他当然会那么说。他爸爸是地主，他谈论帝国主义的潜台词其实就是：‘随你们这些人干什么，就是别碰我爸爸和我的家人。’”或者，他们会辩论——每两个星期就有这么一次辩论，而且人人都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发动革命的究竟应该是农民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尽管杀戮时时发生，但革命却日益变成了抽象的空谈。

这期间传来了爱因斯坦实施行动的消息。他按当初所说的计划行动，但失败了。爱因斯坦曾说过，部长宅邸的高墙对行动有利，因为它可以使躲在汽车里的爱因斯坦他们不被发现。但是他的调查并没有他在防区会议上吹嘘的那么彻底。高墙同时也使爱因斯坦无法看清部长宅邸的安全保卫措施。他原以为部长宅邸只有一名武装警卫守在门口。直到行动当天，离实施劫持计划不过几秒钟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里面还有两名武装警卫。他马上决定取消整个行动计划，刚走进院子就立刻返回，从门口的警卫眼前跑过，钻进汽车。信号灯也对他们不利，但他们安排去阻止横向行驶的车辆的那个人倒是干得很漂亮，他慢步走到马路中央，戴上大号白色手套，指挥起了交通。先前有些人还以为这会是整个行动中最薄弱的环节。但事实证明，这是唯一发挥作用的环节。而且，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几乎没被人察觉。

当他再次露面的时候，他说：“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不然警察可能已经对我们下重手了。”

威利说：“你真是冷静，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行动。要是我，可能会继续下去。我越是发现自己陷入困境，就越是会继续向前。”

爱因斯坦说：“每个计划都应该留有一点儿变通的余地。”

接下来的一次防区会议上，有一位革命委员会的高层领导出席。他六十多岁，比威利预计的要老得多。如此看来，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说自己参加革命有三十年了，也许并非全然信口开河。那位领导还有些纨绔气，身材高大修长，精心修剪过的银发闪闪发光。这也是威利所没有料到的。

爱因斯坦不再谈论自己那不得不放弃的计划，转而对这位领导说：“我们真的不应该再谈什么解放区了。我们对大学里的人说，树林是解放区，我们又对树林里的人说，大学是解放区。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人碰到了一起。我们谁也骗不住了，而且会把我们想征募的那些人赶跑。”

那位领导大发雷霆，气得脸都扭曲了，说：“这些妄想质问我的人都是谁？我读过的那些书他们都读过吗？他们读得懂吗？他们懂马克思懂列宁吗？我可不是坎达帕里。那些人，我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做。我叫他们站他们就站，我叫他们坐他们就坐。我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听这些昏话吗？我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来到这儿是想谈谈新战术的，结果却听到了这篇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