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1997—1998)

记忆中,我曾出现在姐姐的订婚仪式上。可惜我既不是那个西装革履、跟周围的人谈笑风生的万人迷,也不是那个吸多了可卡因、一边踩着乔丹运动鞋跳查尔斯顿舞一边跟女学生调情的家伙。饮料柜旁那个不起眼的二十四岁男子,站在一堆陌生人中间手足无措的家伙才是我。我一边使劲把四分之一块柠檬的汁水挤到饮料里,一边想着童年时代的生日聚会和节庆。那时候,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有着使不完的劲儿。现在这一切都去哪儿了?我念了法律专业,却又半途而废;之后当了摄影师,也并没有什么建树。也该如此,我想。因为一直以来,自怨自艾的情绪不断在我心中滋长。

聚会上唯一一个跟我一样失魂落魄的人是丽兹的未婚夫罗伯特·施万。他是一位成功的爵士钢琴演奏家,但丽兹根本就不喜欢爵士乐。丽兹为什么会看上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谜。姐姐一向对英俊风趣的男人毫无抵抗力,总是贪婪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对于这点我一直很钦佩。可她的未婚夫却瘦骨嶙峋,一头黑色鬈发,四十五六岁,长了一双保罗·奥斯特的眼睛,加上一副古怪的络腮胡,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

“多无聊的一个家伙!”有个男人在我耳边说,“之前跟他聊了十分钟,真不知道她喜欢他哪点。”

哥哥带着他的女朋友走了过来。埃莱娜个头不高,黑发,身体 结实,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能够洞察一切。她不好意思地跟我拥抱了一下,替我摘掉了粘在西装上的一根绒毛。

我也尴尬地跟马蒂打了个招呼。上一次见他是在阿姨的葬礼上,我们起了点争执,最后不欢而散。

“恭喜你,”我说,“莫罗博士。”

“还可以,是吧?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博士。”马蒂微微一笑,“虽然我其实一直有读博的想法。”

我们朝姐姐那边望去。她当时二十七岁,那天晚上穿着一件蓝色连衣裙,一头金发高高盘起,再加上一双高跟鞋,个头几乎可以藐视全场。丽兹似乎从宾客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魅力,以为大家都爱上了她。她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讲,又使劲亲了亲自己的未婚夫,接着就像一只蜜蜂一样,穿梭在宾客中间,四处播撒她的魅力。她不时开怀大笑,把大家的眼球都吸引了过去;毕竟无论姐姐做什么,都必须吸引眼球。她这副样子,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摄像师在一旁指挥。笑得再灿烂一点,很好,现在稍微噘一噘嘴,来个暧昧的小表情。她看人的样子像是有一盏聚光灯打在她身上,让人不由自主就会爱上她。连我也要沦陷了。

时光荏苒。小时候我常常在夜里溜进她的房间,她往往还在看书或者画漫画,任凭我钻进她的被窝。每次,我都惊讶于她的双脚竟如此暖和,甚至有些发烫。她常常跟我提起班上的男生,说这个有多么可爱,那个又是多么讨厌。我屏气凝神听着这些胡话,暗自为姐姐能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一切而感到自豪。有时候,她自顾自地看书或者听音乐,我就静静地躺在她的床上。我很享受这一时刻。父母睡在走廊的尽头,马蒂的房间就在隔壁,一切都那么安稳舒适,我偎依在丽兹身旁,在她沙沙的翻书声中进入了梦乡……

接下来的记忆则被染上了一层阴暗的颜色。

四个月后,一阵不期而至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时我住在汉堡港口附近一座破旧的公寓楼里,几乎来不及多想,就匆忙坐上火车去柏林见丽兹。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她家里安静得可怕,但安静从来不是姐姐的风格。微弱的晨光透过窗户射进过道,脏兮兮的餐具在厨房的水槽里堆成了小山。一把破吉他挡在门口,差点把我绊了一跤。

卧室里满是线香和呕吐物的气味。丽兹半睁着眼坐在地上,身旁围着一群人,显然是她的朋友,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她的未婚夫却不见踪影。

“她怎么了?”

我跪坐在丽兹身旁。她只穿了一条内裤和一件毛衣,眼眶周围是一圈青黑色。她似乎没认出我,嘴里兀自嘟哝着她脑袋里的放大镜和城市治理问题。

“她精神崩溃了,”我在订婚仪式上见过的丽兹的一个女伴对我说,“她半裸着站在街上,对行人骂骂咧咧。”

我撩开姐姐脸上湿漉漉的头发,问:“她吸了什么?”

“不知道,可卡因,摇头丸,一点镇静剂和迷幻药之类的。”

“她未婚夫在哪儿?”

“你还不知道?罗伯特早就跟她分手了。”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给马蒂在维也纳的公司打了个电话。

“千万别把她送到医院去,”他一再说,“我派个熟悉的内科医生去找你,我也尽快赶过去。”

突然,丽兹好像清醒了过来。她朝我伸出手,像哄小孩一样对我说:“啊,我的小弟弟,你来干吗啊?”

接着,她冲着我一阵狂笑。笑声撕心裂肺,癫狂至极。她还一直盯着我看,却不是用从前那种大姐姐般亲近的眼神,而是用一种冰冷、戏谑、高高在上的眼神,许多男人曾被这种眼神折磨得疲惫不堪,大概只有罗伯特·施万能勉强忍受。她一个劲儿地狂笑,笑得我心里发麻。丽兹有了一双深渊般的黑色眼睛。那双眼睛的主人一直在坠落,坠落,坠落。

她喜欢这种坠落的感觉。

“你什么时候到?”我问马蒂。

“我坐下一班飞机。”他的语气很是着急,我在电话里听到了下楼和开门的声音。与往常一样,他又反复检查起了门把手,一共八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听见了吗?”

就在这时,丽兹示意我靠近一些,好在我耳边说句悄悄话。她看上去有些激动,就像一个突然想起什么要紧的事的小孩。我凑过去,手里还拿着电话。一直等到我凑得很近了,她才小声嘀咕了一句:“它是我杀的。”

“什么?”我问。

“它死了,我杀了它。”她重复道。

一九九八年夏天,我们姐弟三人时隔多年后重返贝迪拉克。这是马蒂的主意,不久前,他叫人把奶奶留给我们的老屋装修了一番。他说他可以在法国工作一阵,埃莱娜过几天就会过去陪他。我们聊起这件事,就像聊起一段计划已久的旅行。但这场旅行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担心丽兹的状况。自打那次堕胎和精神崩溃之后,她依旧没能完全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