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我的遗憾（第2/4页）

不过，当我开始在附近的那些商店进进出出的时候，他很热心地给我提供了帮助。理发店的女孩们认识塔尔库特·厄尔钦，她们和他打着招呼。案发的时候，她们当然不在店里，实际上她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土耳其人只让女孩学理发，”从店里出来后他对我说,“法兰克福有好几百个土耳其女理发师。”

果蔬店里的几个库尔德人则对凶杀案和警方的调查知道的更多一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并不是特别欢迎我们。“节日烤肉店”里有个好心的服务员手拿一块脏抹布正在擦塑料桌布，案发当晚他拿着同一块抹布一直工作到十二点，他听到了枪声，等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冲出去，成了卡活着时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从烤肉店出来之后，我进了第一个地下通道快步走到了一幢大楼的后院。在塔尔库特·厄尔钦的指引下，我们下了两层楼，穿过一扇门，来到了一个车库般大小、看起来曾做过储藏室的地方。这个地下世界还挺吓人的，从楼底一直通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从当中间的地毯和聚集在一起做晚祷告的五六十个人可以看出，他们把这儿当清真寺来用。周围则和伊斯坦布尔的地下通道一样，是一些脏兮兮、黑黢黢的小店，其中我看到了一个连橱窗都不亮的首饰店、一个侏儒果蔬商和他旁边忙碌的屠夫，还有就是一个卖香肠的杂货店，它的伙计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咖啡馆里的电视机。顶头处，有一个卖土耳其果汁、土耳其面条和罐头以及宗教报纸的小摊和一个比清真寺还要拥挤的咖啡馆。一群疲惫的男人聚集在烟雾弥漫的咖啡馆里看着电视里放的土耳其电影，偶尔会有一两个人出来，径直朝门口塑料桶上的水龙头走去，他们这是要去净身。“节日和周五做礼拜的时候，这儿能有两千人，”塔尔库特先生说,“从楼梯那儿到后院都挤满了人。”为了不白来一趟，我在书报摊上买了本《公报》杂志。

随后我们在清真寺正上方的一家老式慕尼黑风格的啤酒屋里坐了下来。“这个清真寺里的人都是苏莱曼的追随者，”塔尔库特·厄尔钦指着下面说道,“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不参与恐怖活动。和民族主义者、杰玛莱亭·卡普朗的追随者们不一样，他们从不和土耳其政府发生矛盾。”不过，肯定是我眼中的疑惑以及乱翻杂志的动作让他心生不安，于是他把自己知道的、从警察和媒体那儿了解到的有关卡被杀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四十二天前，也就是新年第一个星期六的十一点半，卡参加完一个“诗歌之夜”活动从汉堡回来。六个小时的火车旅途之后，他出了车站的南门，但他并没有直接回自己贫民街附近的住处，而是来到了相反方向的凯瑟斯特拉斯大街。他足足花了二十五分钟才从单身男人、游客和醉鬼丛中，从还在营业的性用品商店和招揽客人的妓女堆里挤了出来。半个小时后他在“世界性中心”门口朝右拐，在慕尼黑人大街上刚到马路对面时就被打死了。他很可能是想在回家前到前面隔两家商店的那家名叫“美丽的安塔利亚”的水果店去买桔子。这是附近惟一一家营业到半夜的水果店，它的伙计还记得卡经常在夜里到这儿来买桔子。

警察没能找到目击者。“节日烤肉店”的伙计听到了枪声，不过因为电视和客人的喧闹声，他没能听清开了几枪。清真寺上面的这家啤酒馆的玻璃上全是蒸汽，很难看清外面。卡要去的那家水果店的伙计说他什么也不知道，这让警察们很是怀疑，他们盯了这小子一个晚上，不过却一无所获。案发时，下面一条街上有个妓女正抽着烟等客人，她看到一个人朝凯瑟斯特拉斯大街跑去。这家伙个子不高，穿着黑色外套，皮肤很黑，长得像个土耳其人。不过她也没能更详细地描述这人的面貌。卡倒在人行道上之后，碰巧有一个德国人去了阳台，是他叫的救护车，不过他也没看到凶手。第一颗子弹从卡的后脑射进，从他的左眼射出。另外两颗子弹则打烂了卡心脏和肺周围的血管，穿过了他的前胸和后背，他那件灰色大衣上满是血。

“子弹是从后面射过来的，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在后面跟踪他的人干的。”一位上了年纪、有点啰嗦的警探曾这样说过。也许在汉堡他就开始跟踪卡了。警察也想过其他的可能：情场纠葛或是土耳其人之间的政治报复……卡和火车站周围的地下世界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些店员看了卡的照片，告诉警察说卡偶尔会去性用品商店和那些放色情电影的小影院。既没有人提供线索，也没有来自媒体或其他方面的任何压力，所以过了段时间警察也就停止了调查。

那个上了年纪、一直在咳嗽的警探看上去不像是在调查命案，倒更像是要让人们忘掉这个案子。他约见了一些认识卡的人，可讯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他自己在说。从这个和蔼可亲、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的警探这儿，塔尔库特·厄尔钦得知，在去卡尔斯之前的八年里，卡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土耳其人，一个是德国人。我认真地记下了她们的电话号码。从卡尔斯回来后的四年里，卡没有和任何女人有过联系。

我们冒着雪，静静地走回卡的住处，找到了身材魁梧、很可爱但有点爱发牢骚的女房东。这栋老楼的顶层阴凉而且满是尘土味，房东一边开门，一边愤愤地说房子就要租出去了，如果我们不把里面这些脏东西拿走的话，她就要把它们给扔掉了。打开门以后，房东就走了。卡在这个昏暗、低矮的小房间里住了八年。我一进去就闻到了卡身上的那股味道（我从小就非常熟悉这味道），顿时我便泪满眼眶。这分明就是他母亲亲手给他织的毛衣的味道、他书包的味道、他家中自己房间里的味道，过去我还一直以为这是我不知道的、也没想起来问的某种土耳其香皂的味道呢。

刚来德国的几年，卡在集市里扛过包，给人搬过家，给土耳其人教过英语，还干过漆匠之类的活儿。在申请成为“政治流亡者”，开始领“难民补贴”之后，卡就和“土耳其人之家”（他就是在这儿找到那些活儿的）的共产主义分子疏远开来了。这些遭流放的土耳其共产主义分子觉得卡太内向，而且还有点中产阶级的味道。最后的十二年里，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就是在图书馆、文化馆和土耳其人协会里给大家朗诵他写的诗。只有土耳其人才来听他朗诵诗（人数偶尔也能超过二十人），如果一个月能有三次这样的机会，他就能挣上五百马克，再加上四百马克的难民补贴，这样他就能撑到月底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椅子和烟灰缸都是破破烂烂的，电炉也生了锈。起初，对于房东的责备我很气愤，还打算把卡所有的东西统统塞到旧箱子和袋子里带走，包括他的枕头（上面还残留着他头发的味道）、腰带和领带（我印象里他高中时就开始用了）、“巴利”牌的鞋（他曾在给我的信上说过，尽管鞋尖已经被脚趾顶烂了，可他还是把它当作拖鞋在家里穿）、牙刷和漱口杯、三百五十多本书、旧电视机和他从未对我提起过的录像机、已经穿破了的夹克衫和衬衣，以及他从土耳其带来而且已经穿了十八年的睡衣。不过我在写字桌上并没有找到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急了，我可是为了它才来法兰克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