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先生，能问您一个问题吗?（第2/3页）
“孩子，古兰经还说要砍掉小偷的手，可是咱们政府并没这么做，你对此为什么不反对呢?”
“您回答得非常好，先生，让我吻您的手。但小偷的手和女人们的尊严能是一样的事情吗?据美国黑人穆斯林学者玛尔文·金教授所做的统计，在戴头巾的穆斯林国家里，强奸案件几乎没有，性骚扰也很少碰到，因为穿长袍、戴头巾的妇女们的衣着就告诉男人们:‘请不要骚扰我。’先生，能问一个问题吗：我们让那些戴头巾的妇女受不到教育，把她们排除在社会之外，而让那些暴露着头发的妇女成为主流，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效仿欧洲的性革命，让妇女们廉价出卖自己的贞操，而让我们自己——请原谅——成为皮条客?”
“孩子，我吃完了，请原谅，我要走了。”
“坐在那儿，先生，坐下，别让我用这玩意儿。这是什么，你看清楚了吗，先生?”
“手枪。”
“对，先生，请原谅，我为了您大老远地来到了这儿，我不是傻瓜，我甚至曾经想过您可能不会听我讲话，所以采取了点措施。”
“孩子，您叫什么?”
“瓦希特·苏孜麦，萨利姆·费希麦康。这并不重要，先生。我是一个无名的捍卫者，我捍卫那些在这个世俗的、物质的国家里为信念斗争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无名英雄们。我不属于任何组织。我尊重人权，一点儿也不喜欢暴力。所以，我把枪放回口袋，我只想让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好吧。”
“先生，这些女孩子，父母养育了她们多年，奉她们为掌上明珠，她们聪明、勤奋，在班里学习都是名列前茅。随着安卡拉来的一纸命令，您开始无视她们的存在。点名时，如果名册上写着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戴头巾，您就把她们划掉。如果七个学生和先生您一起坐着聊天，先生，您就会当其中一个戴头巾的学生不存在，只要六杯茶。您让这些被无视的姑娘们伤心痛哭。这还不算。安卡拉又来了新命令，开始您不让她们进教室，把她们扔在走廊里，后来又把她们从走廊赶出了校门。一小部分勇敢的姑娘，坚持不摘掉头巾，为了表达她们的不满，她们冒着严寒瑟瑟发抖地守候在校门口，您却打电话叫来了警察。”
“警察我们可没叫。”
“先生，别因为我口袋里有枪就害怕而给我说谎。警察拖着女孩子们将她们拘捕起来的那天晚上，你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睡着觉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当然，头巾问题现在成了一种标志，成了一种政治游戏，这使姑娘们变得更加不幸。”
“什么游戏，先生，一个在学校和贞洁之间无法进行选择而陷入极度痛苦的姑娘不得不自杀，这是游戏吗?”
“孩子，你太冲动了，你从来就没有意识到有一股外部势力想利用所谓的头巾问题让土耳其分裂变弱吗?”
“假如你让这些姑娘进学校，先生，那怎么可能还会有因为不让戴头巾而自杀的姑娘呢!”
“这是我想要做的吗，孩子?这都是安卡拉方面的规定。我妻子也戴头巾。”
“先生，别和我套什么近乎，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哪个问题?”
“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我也是做父亲的，孩子，我当然为这些姑娘们感到难过。”
“告诉你，我知道怎么控制自己，可我是个急性子。一旦我发起火来，什么都完了。在监狱时，有个家伙打哈欠时没捂上嘴巴，我就揍了他一顿；所有的犯人都被我调教好了，他们都改掉了坏毛病，都开始做礼拜了。别撒谎，回答我的问题。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什么了，孩子?把枪放下。”
“我没问你有没有女儿，伤不伤心。”
“对不起，孩子，你问的是什么?”
“别因为怕我的枪就讨好我。好好想想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一段沉默）
“您到底问的什么问题?”
“我问你良心上是不是能过得去，你这个冷酷无情的东西。”
“当然，我很难过。”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可耻的家伙。”
“孩子，我年龄和您父亲相当，我是个教师，古兰经中有没有指示您用枪对着您的长辈，辱骂他?”
“你别提古兰经，行吗?也别东张西望想求谁帮忙，你如果喊叫，我会毫不留情地开枪打死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回答我这个问题：戴头巾的姑娘摘掉头巾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说说你心中的理由，比如说摘掉头巾欧洲人会把她更当人看。至少让我弄清你的目的，那我就不会开枪，我会马上放了你。”
“我尊敬的孩子。我也有个女儿，不戴头巾。她母亲戴头巾，我对她毫不干涉，对女儿也一样。”
“你女儿为什么不戴头巾，她想当演员吗?”
“她从没跟我说过，她在安卡拉读民众关系学。因为头巾问题，我成了活靶子，我很难过，被人诽谤、恐吓，有时候也成了像您这样愤怒的人们和敌视我的人们的攻击目标，这时候我女儿给我很大支持。从安卡拉打电话……”
“她怎么说?‘好样的，爸爸你要坚持住，我要当演员’?”
“不，我的孩子，她不会这么说。她会说:‘亲爱的爸爸，如果一个班里大家都戴头巾，那我就不敢不戴头巾进这个班，我会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
“尽管是很不情愿地戴上头巾，但那又有什么坏处呢?”
“我真不想讨论这些。是您刚才让我说说我的理由来着。”
“那么，你这个可耻的家伙，为了让你女儿高兴，你就让警察在学校门口用警棍抽打那些虔诚信主的姑娘们，折磨她们而导致她们自杀吗?”
“我女儿的想法，也是其他许多土耳其妇女的想法。”
“我知道土耳其百分之九十的妇女都戴头巾，我不明白怎么还有其他那些要当演员的人们的想法，你这个无耻的家伙，给我记住，尽管我不是什么教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知道得多。”
“先生，请您别把枪对准我，您太冲动了，枪走火的话，您也许会很难过的。”
“我为什么会难过呢?在路上顶风冒雪，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就为了要除掉你这个异教徒。古兰经示意那些笃信的人，杀掉那些施虐者和残暴者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我还是很同情你，所以才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告诉我你能心安理得地强迫那些戴头巾的姑娘们摘掉头巾的一个理由，我发誓不杀你。”
“妇女摘掉头巾，在社会上会更受尊敬，更自在。”
“对你想当演员的女儿来说可能是这样。恰恰相反，戴头巾会让妇女们免受骚扰、侵犯和蔑视，会让她们更自在地进入社会。一些后来才戴上头巾的妇女，其中包括肚皮舞演员梅拉哈特·香德拉，都说戴头巾使妇女摆脱了可怜的玩物的地位，过去她们在街上会勾起男人们的兽性，为使自己比别人更有魅力而不停地化妆。正如美国黑人教授马尔文·金指出的那样：著名演员伊丽莎白·泰勒最后二十年如果穿长袍的话，就不会因为肥胖而羞愧得精神失常，会过得很幸福。对不起，先生，能问个问题吗：你在笑什么，先生，我的话很可笑吗?（一段沉默）说呀，你这个不知羞耻的、没有信仰的家伙，你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