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把票投给真主的党（第2/4页）

似乎随着一个个漫长冬天的悄悄离去，城市变得更加颓败、贫困和不幸。原市长讲到过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记忆的冬天；讲到来演希腊戏剧的那些脸上扑着粉、半裸的演员们；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年轻人在人民之家上演过的一个革命剧本。他说:“这个剧本讲了一个黑袍年轻女子的觉醒，最后她摘掉头巾，在舞台上烧掉了黑袍。”40年代末，据说在卡尔斯他们四处寻找一件黑袍却根本找不到，最后打电话从埃尔祖鲁姆找来了一件。穆扎菲尔先生补充说:“现在卡尔斯大街上到处都有穿黑袍的，披盖头的，戴包头巾的。因为戴在她们头上的是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标志，是一面面旗帜，所以不让她们进课堂，她们就自杀。”

在卡尔斯遇到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头巾女子这样的问题，卡内心中总会产生一些疑问，可总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没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尔斯找不到一个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热的年轻人演这样一个反对穿黑袍的戏又有什么意义?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并没有仔细观察那些戴包头巾或穿袍子的妇女们，因为回国后这一星期里，他还没有学会像主张世俗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通过密切观察街上戴包头巾的妇女就能得出些个政治结论，也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另外，从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头巾、穿袍子的妇女。卡度过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尔比较西化的地区，出现在这里戴包头巾的妇女要么是从郊区来的卖葡萄的妇女，要么就是牛奶小贩的妻子，要么就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别的什么人。

卡住的卡尔帕拉斯旅馆以前的主人都有谁，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也听说过很多说法：因罪责较轻没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而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一个崇拜西方的大学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个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的孤儿们……不管第一个主人到底是谁，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建筑与同期的建筑一样，一种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炉被置于墙内，可同时向四个房间供暖。但在共和国时期，土耳其人不会用这种俄式取暖炉，把这座楼改为旅馆的第一个土耳其主人，在进楼处放了一个巨大的铜炉，再后来，每个房间就都装了暖气片。

卡穿着大衣躺在床上正陷入幻想的时候，有人敲门，他起身开了门。来人是每天坐在火炉前看电视度日的服务员贾维特，给卡钥匙时他忘了件事。

“刚才我忘说了,《边境城市报》的塞尔达尔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们一起来到大厅。卡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停下了：伊珂从服务台边的那个门进来了，她比卡想像的还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学时这个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乱。是的，当然，她是如此美丽。他们像两个伊斯坦布尔的布尔乔亚，先握握手，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头向前伸出，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拥抱，亲吻脸颊。

“我知道你要来。”伊珂稍向后退了退，用一种让卡感到惊讶的坦诚说道:“塔耐尔打电话跟我说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为选举和自杀女子的事情而来的。”

“你准备待多长时间?”伊珂说,“亚细亚旅馆旁有个新人生糕饼店。现在我正忙我父亲的事。一点半我们在那里见面聊聊吧。”

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是在贝尤鲁——而是在卡尔斯发生了，这使卡感到有点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乱有多少是因为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会儿以后，卡想，还好买了这件大衣。

去报社的路上，他的心毫无疑问地道出了他的大脑绝对不会承认的两个事实：第一，卡从法兰克福来到伊斯坦布尔一方面为参加母亲的葬礼，另一方面是单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想找一个合适的土耳其姑娘结婚；第二，卡从伊斯坦布尔来到卡尔斯是因为他暗自认为这个姑娘就应该是伊珂。

如果这第二个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话，卡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冒失，但又因为别人说的是事实，他又可能终生都会在羞愧中自责。这世上有些人认为，如果没有别人为自己的幸福忙这忙那的话，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这样一个卫道者。另外，为结婚找一个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人，这也根本不符合一个西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尽管这样，去报社的路上，他并没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从伊斯坦布尔来时坐在长途车上自己潜意识中想像的要好。

《边境城市报》报社与卡住的旅馆中间隔了一条街，在法伊克贝依街，办公室和印刷室所占的地方也只不过比卡住的那个旅馆房间稍大一点。一面木板墙把房间分成了两部分，木板墙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肖像、日历、名片和请柬的样本、来过卡尔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尔达尔先生的合影、镶在镜框里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报纸。木板墙另一边，电动印刷机开动着，踏板摇摇晃晃，传来悦耳的声音，这个印刷机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莱比锡的鲍曼公司制造的，在汉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后，在土耳其第二次立宪的新闻自由时期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1955年塞尔达尔先生的父亲用火车把它运到了卡尔斯。塞尔达尔先生二十二岁的大儿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机子里放白纸，左手熟练地整理印好了的报纸（印刷机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俩打闹时被弄坏了），在这期间他还能不失时机地和卡打个招呼。小儿子和他哥一样，长得不像父亲，一见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他母亲的样子，细长眼，白白的脸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个被油泥染得乌黑的柜子前，柜子有上百个小抽屉，每个抽屉又装着大大小小的铅字母、模子和压印版，他正为三天后的报纸手工排广告，他的耐心和专注可以与那些超凡脱俗的书法家们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东部安纳多鲁地区新闻业是在何种条件下挣扎着。”塞尔达尔先生说。

这时停电了。印刷机也停了下来，房间沉浸在了一片神秘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凄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尔达尔先生问道。他点亮了蜡烛，让卡坐到前面办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来电以后印够三百四十份，今天有远道而来的演员。”

《边境城市报》在卡尔斯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民族剧院对面，每天有二十来人来买；但正如塞尔达尔先生骄傲地说的那样，算上订购的，报纸销售量能达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机关订购，塞尔达尔先生时不时必须吹捧吹捧他们的政绩。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虽然离开卡尔斯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却仍然和这里有联系的人们订购，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们的话在政府里都有一定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