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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谈到，一切都与我们心灵的内部构造有关系，他所有的计划也都是根据这一点来设计的。他兴奋地谈论着满是垃圾的碗橱（也就是我们称为脑的东西）中的均衡或混乱。但是，我不明白如何能从这一点出发，来构思出他把自身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其身的武器的形状。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明白这一点，有时我也认为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明白。他告诉我说，有朝一日有人会打开我们的头脑，证实他所有的这些想法。他谈到瘟疫期间我们一起照镜子时，他察觉到的一个伟大的真理。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已在他的心中明朗化了，而那个武器也就来自于这一真理！对于他的这些激动的话语，我并没有明白多少，却也受到了感染。接着，他会用颤抖的指尖把纸上一个奇怪而且不明确的图形指给我看。

每次他指给我看时，都会让我觉得这个图形多少有了点进展，这个图形似乎让我想起了某件事。看着这块我称为图形“恶魔”的黑色污点，我以为我会马上说出我把我看到的东西比作了什么。然而，一时的犹疑，或者想到可能是记错了，结果我什么也没说。这四年期间，每张纸上画的这个图形都有细微的变化，每次也都有所发展而得以明确，最终，在耗费了多年来积攒下来的钱财和人力后，他终于能够把这个图形变成了现实。而在这四年期间，我却总是这么来看这个图形的：有时我把它比作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样东西，有时把它比作我们梦中的某个意象，有一两次则把它比作昔日彼此叙述自己的回忆时看到或谈论的某样东西。但是，我就是迈不出这最后一步，说不明白我脑海中闪现的东西，所以只能屈服于这种混乱思绪，徒然等待着这个武器自行揭开它的秘密。即使四年后，当这个小小的污点转化为庞然大物，高如大清真寺，成为整个伊斯坦布尔谈论的骇人异象，霍加称其为“真实的战争机器”，而每个人也都把它比喻成某种东西时，我依然无法理清过去霍加对我描述的这个武器未来将获胜利的各种细节。

进宫时，我像起床后努力要想起记忆本身执意忘怀的梦境的人一样，试着向苏丹重述这些逼真的惊人细节。我提及那些霍加不知向我描述了多少次的车轮、整速轮、炮塔、火药及操作杆。我用的这些文字不是我的风格，而尽管我的叙述也缺乏霍加那种激情狂热，但我还是发现苏丹已经受到了感染。看到这些晦涩的言词、我粗枝大叶转述的霍加关于胜利与拯救的热情诗句为这个我觉得很聪明的人点燃了希望，我也深受鼓舞。而苏丹也会说，留在家里的霍加是我。对他这种彻底迷惑了我的心智的智力游戏，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当他说我是霍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装作什么也不明白，因为他很快就会提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教霍加的——不过不是现在迟钝的我，而是许久之前改变了霍加的我。我心想，要是我们谈的是娱乐、动物、过去的节庆或商人游行的准备，那该多好。后来苏丹说，大家都知道，这项武器计划的背后有我的存在。

这就是最让我担惊受怕的。霍加多年未公开露面，几乎已被人遗忘。那个不管在别墅里、在宫中、在城里如此频繁出现于苏丹身边的人都是我，现在他们嫉妒的人是我！他们对我这个异教徒恨得咬牙切齿，不只因为那笔来自于那么多村庄、橄榄园与驿站的收入将投注在那项日渐引人说长道短的不明武器计划上，也不只是因为我和苏丹走得这么近，还因为研制这个武器就干涉了别人的事务。当我无法对他们的诽谤充耳不闻时，我就会向霍加和苏丹说一说我的担心。

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在意。霍加完全地埋首于他的计划。我就像老人羡慕年轻人的激情一样，羡慕他的怒气。最后那几个月，他为纸上那个可疑的黑色污点增添了细节，并将其转化为一个令我害怕的庞然大物，开始了它的模型浇铸计划。他在这些模型上投入了惊人资金，浇铸出了任何炮弹都无法穿透的厚钢板。他对于我转述的那些坏的传言甚至听都不听。他只对谈论这一切的大使官员感兴趣：这些使节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来思考问题的？对这个武器有什么想法吗？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苏丹从未考虑派遣使节，在这些国家设立代表帝国的使馆？我意识到他希望得到这个职务，逃离这里的笨蛋，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即使在对自己的设计能否实现感到绝望、铸造的钢铁开裂以及觉得资金将要不够了的日子里，他都未曾坦白说出这个想望。只有那么一两次，他顺嘴说想和“他们”培养的科学人士建立联系，认为或许他们会了解他所发现的关于头脑内在的真理。他想与威尼斯人、佛兰芒人或任何当时他想到的远方城市中的科学人士通信。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如何才能与他们通信？我是否可以从使节们那里了解到这些？最后那些日子，我不太关心这个武器是否终将成真，而是放任自己享乐，忘记了他的这一请求，而这一请求有着令我们的敌人高兴的消沉迹象。

苏丹也对我们敌人的流言充耳不闻。准备测试这个武器的那些日子里，霍加在找寻有勇气的人，这个人必须进入那个可怕的金属堆里面，在锈铁臭味中转动整速轮。在这期间，当我对那些谣言抱怨的时候，苏丹连听都不听。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要我重复霍加说的话。他相信霍加，对一切都很满意，一点也不后悔对他抱以信任——对这一切，他很感激我。当然，这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是我把一切教给了霍加。他也和霍加一样，也谈论起关于我们头脑内在的事来，然后提出其他与这个感兴趣的话题类似的问题。就像有一阵子霍加所做的那样，苏丹也会问我，在那里，在那个国家，在我以前的国家，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我给他讲了一大堆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着这些故事，如今我已相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真的，但现在我无法分辨这些故事是年轻时真正经历的事，还是每次坐在桌旁写书时从笔尖流淌出来的幻想。有时，我会说出一些当时心头浮现的有趣谎言，也有一些是我编得越来越完美的故事；我总说那里的人的衣服上有许多纽扣，因为苏丹对这样的细节感兴趣；我还讲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中的细节不知道是来自我的记忆还是来自于我的梦。但是，仍有一些二十五年来我依然无法忘怀的真事——在椴树底下吃早餐时，我和父母、兄弟姐妹们在餐桌上的谈话！苏丹对此最不感兴趣。有一次，他对我说，实际上，所有的人生都很相像。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句话感到十分害怕，苏丹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魔鬼般的表情，我想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看着他的脸，我心里想说：“我就是我。”那情形，仿佛当时如果我有勇气说出这句毫无意义的话，就可以让所有那些想耍阴谋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造谣中伤者们的游戏化为灰烬，也可以让霍加和苏丹的游戏泡汤，然后再度宁静地生活在自身的存在之中。然而，就像那些害怕提出任何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疑虑的人一样，我在恐惧中保持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