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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霍加构成最大威胁的事情是判断瘟疫何时可能结束。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必须围绕着每天的死亡人数进行。当我对霍加提及这件事时，他似乎不是很感兴趣。他同意向苏丹要求协助以取得这些数据，但这同样也会包装成另外一个故事。我不是十分相信数学，但我们的手脚已被束缚住了。

隔天早上，他去了皇宫，而我则到了城里，到了瘟疫肆虐的地方。我和以往一样，还是害怕瘟疫，日常生活的喧嚣活动以及多少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欲望，使我头昏脑胀。这是一个微风轻拂的凉爽夏日，缓步走在死亡与濒死的人们之间时，我思忖自己已有多少年没有如此热爱人生了。我走进清真寺的庭院，在纸上记下棺木的数目，在街区里走着，努力在所见景物与死亡人数之间建立一种关联。要在这些房子、这些人们、这些群众、这些兴高采烈、悲伤与快乐中找到意义，并不容易。而且奇怪的是，我的眼光只关注着一些琐事，关注着他人的生活，关注着人们和亲友一块儿住在自己家中的快乐、无助与冷漠。

将近中午时，我带着人群与尸体给我的沉醉来到了对岸，来到了加拉塔。我转了转船厂周围的工人咖啡屋，扭扭捏捏地抽着烟，仅仅是出于想了解的渴望，我在一家简陋的小餐馆用了餐，还到市集和商店逛了逛。我想在心中牢记每个细节，以便作出某种结论。黄昏后我回到了家，精疲力竭，听霍加述说着宫中的消息。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我们捏造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苏丹。他接受了瘟疫就像魔鬼、试图化作人形来欺骗他的想法。他决定不让陌生人入宫，进进出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当问到瘟疫将何时结束、如何结束时，霍加用上了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至于苏丹听了之后害怕地说，他可以想像死亡天使阿兹拉尔像个醉鬼一样在城中漫步的样子——阿兹拉尔拉起他看中的人的手就把他带走。霍加慌忙纠正说，把人们带向死亡的不是阿兹拉尔，而是撒旦——而且他也没喝醉，而是诡计多端。如同我们计划的，霍加指出，向撒旦宣战势在必行，要想了解瘟疫何时才能放过这座城市，关键就在于要注意它的动向。虽然有些苏丹的侍从说，向瘟疫宣战无异于与真主对立，但苏丹没有在意这些话。后来，苏丹还问到了他的动物：瘟疫魔鬼会不会伤害他的隼、鹰、狮子和猴子？霍加立刻回答说，恶魔以人形接近人，而以老鼠的外貌接近动物。于是苏丹下令从一个未受瘟疫侵扰的遥远城市，送来五百只猫，也给了霍加所想要的人手。

我们立刻将交由我们指挥的十二个人分派至伊斯坦布尔各地。他们负责巡视每个区域，汇报死亡人数及任何观察到的事。我们在桌上摊开了一张我临摹自书本的伊斯坦布尔的粗略地图。怀着畏惧又愉悦的心情，晚上我们于图上标示瘟疫散播的地方，准备好要向苏丹禀报的东西。

刚开始，我们并不觉得乐观。瘟疫在城里散播的情况像个漫无目标的流浪汉，而非诡计多端的魔鬼。有一天，它在阿克萨拉依区夺走了四十条人命，之后就放过了这儿；又一天袭击了法蒂赫，并突然出现在对岸，来到了托普哈内、吉罕吉尔；翌日再一看，这天它却几乎没有侵扰这些地方，而去了泽依莱克，又进入我们这眺望金角湾的地区，造成二十人丧命。一天五百人死亡，隔天一百人，我们无法从死亡人数中得出什么结论。当我们明白我们需要知道的不是瘟疫夺命的地方，而是最早出现感染的地区时，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苏丹再度召见了霍加。我们谨慎地想了想，决定了他的说法，他应该说：瘟疫散布在人潮拥挤的市场、人们彼此欺诈的市集以及他们毗邻坐下闲聊的咖啡馆。他去了皇宫，晚上才回到家。

霍加将瘟疫的情况告诉了苏丹。“我们该怎么办？”苏丹问道。霍加建议，应当采取强制性措施，对市场、集市及城内的往来活动加以限制。当然，君王身旁的那帮蠢蛋们立刻表示了反对：这样一来城市将如何来保障生活？如果商业活动停止，生活也就会停止；瘟疫以人的形体在游荡，这一消息会吓坏所有听闻的人，就会有人相信世界末日已经到来而不听从管束；而且，没有人想被关在瘟疫魔鬼徘徊的地区，他们会起来造反。“他们说的没错。”霍加表示。当时就有个蠢蛋问道，哪里能找到足够的人力来对百姓采取这种程度的控制。苏丹闻言大怒，表示他将惩罚任何怀疑他的力量的人。苏丹的话吓坏了所有人。带着这种愤怒的情绪，苏丹下令按霍加的建议去做，不过还是没有忘记征询群臣的意见。皇室星相家瑟特克先生一直在伺机对霍加进行报复，因而他提醒说，霍加仍未说明瘟疫将何时离开伊斯坦布尔。霍加担心苏丹会听从瑟特克先生的话，于是说下次晋见时将带来时间表。

桌上的地图已被我们画满了记号和数据，但仍然找不出城里瘟疫散播的任何逻辑。现在苏丹的禁令已经开始实施，而且持续了三天多。禁卫军守在市场的出入口、主干道、码头，拦下行人并询问他们：“叫什么名字？要去哪里？从哪里来？”他们把胆怯、吃惊的旅客及闲逛的人们送回了家，免得这些人染上瘟疫。得知市场封闭和翁卡潘的日常活动趋缓后，我们把最近一个月收集到的死亡人数资料写在小纸片上，钉在墙上，思索着。就霍加看来，等着找出瘟疫是依何种逻辑散布，无异于白费力气，而如果我们想保住项上人头，必须编出一些东西来应付苏丹，以便争取更多的时间。

许可证制度也就在这个时候出台了。禁卫军首领把许可证分发给了那些被认为有助于维持商业活动及城市供给的人。当我们得知首领从这项许可证制度中赚取了大笔金钱，不愿付费的小商人们已开始准备叛乱时，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死亡数字中的逻辑。霍加正跟我谈到大宰相柯普鲁吕计划与这些小商人结盟共谋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告诉他死亡数字中的逻辑，并努力让他相信，瘟疫已经慢慢退出了边缘街区及贫苦地区。

他对我的话不是很信服，但仍把准备时间表的工作交给了我。他说，他写了一个转移苏丹注意力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带任何意义，所以没有人可以从中作出任何结论。几天后，他问道，人是否可能编造出一个让人乐于听读，却没有什么寓意或意义的故事。“就像音乐？”我说。霍加看来相当惊讶。我们讨论着，认为这个理想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像童话一样纯真的开场，主要内容又必须如噩梦般令人惊骇，同时结尾要像未能结合的爱情故事那样是个悲剧。他进宫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愉快地熬夜聊着，紧张地工作着。隔壁房间中，我们的左撇子誊写员朋友正为霍加尚无法安排完成结局的故事，誊写着开场部分的漂亮文稿。到了早上，借着手中有限的数据，我从几天来努力得出的综合因素中作出结论：瘟疫将在市场夺走最后的人命，并于二十天内在城里绝迹。霍加并未询问这项结论的依据，只是说这个解救日太遥远，要我把时间表改为两周，并以其他数据隐藏瘟疫的持续时间。对此我并不那么乐观，但还是按他说的做了。霍加当场就时间表中的某些日期编了几行诗，塞给了就要完成工作的抄写员，同时要我画一些图来说明这些诗句。临近中午，他急急忙忙让人用蓝色大理石纹封面装订好论文，带着它出了门。出门时，他显得抑郁、烦躁。他有点怕。他说，他对那些他塞进故事里的鹈鹕、长翅膀的牛、红蚂蚁和会说话的猴子要比对时间表更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