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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些话就像对宫中侏儒的谄媚言词一样漫不经心。因此，促使他再次坐在桌边的不是我的言语，而是阳光带来的安全感。那天晚上当他自桌边起身时，对自己的信心比前一天更少了。看到那晚他再次出门去找妓女寻欢，我怜悯起他来了。

就这样，每天早上他都会坐在桌边，相信自己可以超脱出当天即将写下的邪恶，而且希望能重新取得前一天失去的东西。但是每到晚上，他都在这张桌子上丧失更多残余的自信。现在既然发现了自己的卑劣，他就无法再鄙视我了。我想自己终于找到了平等的感觉，而以前，刚开始和他一起共度的那些日子里的那种平等的感觉却是一种错觉。这让我非常开心。我在场，他会感到不安，所以他表示我不必再跟他一起坐在桌边。这也是个好现象，但经过多年的情绪积聚，我的怒气现在已难以控制。我想报复，企图攻击。和他一样，我也失去了平静。我觉得，如果可以让霍加多怀疑自己一点，如果能看到一些他小心不让我看到的自白，并且巧妙地让他出丑，那么这屋里的奴隶及罪人会是他，而不是我。无论如何，这些都已经有了征兆：我感觉到他想要确定我是否在嘲笑他。像那些没有自信的弱者一样，他开始等待我的认同。现在对于日常琐事，他也更多地开始询问我的意见：他的服装合适吗？他对某人的回答是否正确？我喜欢他的笔迹吗？我在想什么？不想让他彻底绝望到放弃这个游戏，有时我贬低自己，以便振奋他的士气。他会对我投以“你这家伙！”的眼神，但不再用拳头打我了。我相信，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也活该挨一顿毒打。

我对那些让他感到如此自我嫌恶的自白极度好奇。但既然习惯了把他当成劣等人——即使只是私下这么想——我认为那些自白必定是一些微不足道与琐碎的坏事。现在，当我为了给自己的过去赋予一些真实性而想要仔细想像出一两篇这些从未看到的自白时，不知为何，就是无法找出霍加可能会犯下哪些过失——那些会破坏我的故事和我想像出来的人生的一致性的过失。但是，我猜想，像置身于我这样处境的人，是会再次找回自信的。我肯定说过，我让霍加在不知不觉中有所发现，尽管不是很明确，但也使他找出他自己以及像他那样的人的缺点；我大概也想过，离我和他及其他人算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可以证明他们有多么的邪恶，借此来摧毁他们。我相信阅读我的故事的人，现在已经明白了，霍加从我身上学到了东西，而我应该从霍加身上学到了同样多的东西！或许，我现在这么想，是因为我们年纪增长时会寻求对称，而在小说当中会寻求更多的对称。我必定已因多年来累积起来的憎恨而失去了控制。在让霍加彻底地贬低自己之后，我会让他接受我的优越，或至少让他同意我独立，然后厚颜无耻地要回我的自由书。我梦想着他会不带任何牢骚地还我自由，并想着回国后如何写出自己的冒险经历以及关于土耳其人的书。对我来说，我是多么容易不自量力呀！一天早上，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突然改变了这一切。

城里爆发了瘟疫！由于他说的时候好像不是在说伊斯坦布尔，而是另外一个遥远的地方，所以刚开始我并不相信。我问他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我想要知道所有的细节。因为猝死的人数无缘无故地激增，人们才明白是出现了某种疾病。我想这也许根本就不是瘟疫，所以我问他疾病的症状。霍加嘲笑我，说我用不着担心，如果我得了病我就一定会知道，人如果发烧三天就可以断定是得了这种病。有人的耳后会肿大，有人则是在腋下或腹部出现淋巴肿块，接着就发烧；有时疮疖会破裂，有时从肺部咳出血，还有人像肺病患者一样激烈咳嗽至死。霍加还说，各街区都有三五个人死了。我忧虑地问及我们周遭的情况。你没听说过吗？一名砖瓦匠，和所有的邻居都吵过架，因为孩子们偷吃他园子里的苹果，邻居家的鸡越墙进了他的家，一个星期前他在高烧中喊叫着死了。直到现在，大家才知道他是死于这次瘟疫。

不过，我仍然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外面的一切看来都一如往常，行经窗外的人们也是那么的平静，如果真要相信有瘟疫发生，我似乎得找到一个与我一起分担这份恐慌的人。第二天上午，趁霍加到学校去的时候，我跑到了街上。我找寻那些改信了伊斯兰教的意大利人，这些是我在这十一年间所能够结识的人。其中改名为穆斯塔法•雷依斯的那位去了造船所；而另一位叫奥斯曼先生的人刚开始不让我进家门，尽管我仿佛要用拳头把门砸破似的奋力敲着他的门。他让仆人说他不在家，但还是忍不住在我身后把我叫住了。我怎么还在问这场疾病是不是真的，难道一点也没看到街上搬运的那些棺木吗？接着，他说可以从我的脸上看出我害怕了，而我之所以会害怕是因为仍然信仰基督教！他教训我，说在这里要想过得快乐就得成为穆斯林。但是，隐身回到他那湿冷黑暗的屋子里之前，他既没有和我握手，也没有伸手碰我一下。那时已是祈祷时间，看到清真寺天井里的人群时，我感到了一阵恐慌，于是快步回到了家。我身上有着那种人在面临灾难时会出现的呆傻和惊慌。我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记忆一片空白，无法动弹。看到街区里的人群抬着棺木，我的精神彻底地垮了。

霍加已从学校回到了家，我感觉他看见了我这个样子很高兴。我发现我的恐惧增强了他的自信，这让我感到很烦躁。我希望他抛开觉得自己无惧无畏的这种自负和骄傲，于是我努力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医学与文学知识都倒了出来。我讲述了记忆中的希波克拉底、修昔底德斯及薄伽丘作品中的瘟疫场景，说人们相信这种疾病是会传染的。这些话却只让他的态度更加轻蔑，对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说他不怕瘟疫，因为疾病是真主的旨意，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死，那他就会死。因此，我所说的那些怯懦、愚蠢的做法——像是足不出户，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或是试图逃离伊斯坦布尔——都毫无用处。如果这是命中注定，即使我们逃到了别的地方，死亡也会来找到我们。我为什么害怕？是因为我几天来写下的那些自身罪行吗？他说话时面露微笑，眼睛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直到我们失去彼此的那一天，我仍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看到他如此勇敢，我一度感到害怕，但后来回想起我们在桌边讨论的话题，以及那些可怕的游戏，我又不禁心生怀疑。他在兜圈子，把话题引向我们曾一块儿写下的罪恶，以一种几欲让我发狂的自大态度重申同样的想法：看我这么害怕死亡，就知道我根本没有从我假装勇敢而写下的那些恶事中解脱出来。借由坦承自己罪行所显示出来的勇气，只不过是源于我的厚颜无耻。然而，他是这般费心专注于最微小的过失，使他一时有所迟疑。现在他轻松下来了，面对瘟疫时所感受到的强烈的无所畏惧，让他心中再也没有怀疑，确信自己必然是纯洁无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