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麦夫鲁特离家出走 要是明天在街上看见，你能认出她来吗？（第2/3页）

他们搬进了餐馆老板给未成年洗碗工、传菜员和年轻服务员居住的一个老旧单元房。由于员工的离开，那套房子几乎全都搬空了。位于塔尔拉巴什的这栋三层小楼的希腊建筑，八十年前其实是为一家人居住设计的。但在1955年9月6—7日发生的“九六七事件”中，由于周围的东正教教堂被焚，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商店遭洗劫，这栋小楼也和整个街区一起掉了身价，楼内被石膏墙分割成了几个小单元房。持有房契的真正房东在雅典生活，也难以轻易来伊斯坦布尔，于是房租就由一个叙尔梅内人代收，而麦夫鲁特一次也没见过这个人。

单元房带双层床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两个念完小学的马尔丁小孩，一个十四岁，另一个十六岁，都是餐馆里的洗碗工。麦夫鲁特和费尔哈特搬出其他房间里的双层床，用他们从四周找到的东西，按照自己的喜好各自布置了一个房间。这是麦夫鲁特离家出走后，也是他将独自生活的第一个房间。他从楚库尔主麻的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一个破旧的茶几，经得老板同意从餐馆搬来了一把椅子。餐馆夜里十二点关门之后，有时他们和洗碗工一起弄些下酒菜（奶酪、可乐、鹰嘴豆、冰块，还有很多香烟），说笑着喝上两三个小时。他们从洗碗工那里得知，之前餐馆里的那场风波并不是因为洗碗工的偷窃行为而起，而是老板和洗碗工小孩之间关系的败露，引发了单元房里睡双层床的服务员们的愤怒和反对。他们让洗碗工把这个故事又重新讲了一两遍，这为他们偷偷嫉恨年老的宾格尔老板提供了一个良好开端。

两个马尔丁孩子的梦想则是卖贻贝塞饭。在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土耳其，所有做贻贝塞饭的都是马尔丁人。他们不断重复地说，尽管马尔丁不靠海，但马尔丁人攫取了贻贝塞饭的营生，而这得益于他们的精明和智慧。

当费尔哈特对那两个孩子的马尔丁民族主义情结感到厌烦时，他说：“那有什么伙计，伊斯坦布尔卖面包圈的全是托卡特人，但我还没听到有人说，这足以证明托卡特人的精明！”“贻贝塞饭和面包圈不是一回事。”孩子们反驳道，“所有开面包坊的都是里泽人，他们也为此炫耀。”麦夫鲁特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两个念完小学就来伊斯坦布尔打工的孩子比麦夫鲁特小七八岁，他们嬉闹、活泼的样子，他们津津乐道讲述的关于老板和其他服务员的离奇故事和传闻，影响了麦夫鲁特，很多时候，他发自内心地相信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关于街道、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事情。

记者杰拉尔·萨利克之所以可以如此强烈地抨击国家，其背后是美苏之争，以及《国民报》的老板是犹太人。阿迦清真寺的角落里，向孩子们卖肥皂泡的肥胖男人，当然是便衣警察，全伊斯坦布尔人都知道他发明的“飞舞的气球”一说，然而他真正的任务是，为对面街道角落里的两名便衣警察做掩护，他们一个擦皮鞋，另一个卖阿尔巴尼亚炸羊肝。皇宫电影院旁边的苏丹牛奶布丁店里，顾客吃剩的鸡汤和鸡肉盖浇饭，被服务员收回厨房后不会扔掉，而是放在铝盆里再煮开和用热水浸烫清洗，随后又被烧成汤，做成盖浇饭的浇头或者鸡胸肉泥牛奶布丁，端给顾客。叙尔梅内人团伙掌控着逃往雅典的希腊人的老房子，他们把多数房子租给经营妓院的人，而这背后则是，妓院老板和贝伊奥卢警察局之间的良好关系。为了镇压这些日子开始的民众反抗，美国中央情报局即将用专机把阿亚图拉·霍梅尼送回德黑兰。近期将会发生军事政变，第一军司令塔亚尔帕夏将被宣布为总统。

“你们就吹牛吧。”有一次费尔哈特说。

“没有吹牛，大哥，第一军司令去色拉塞尔维莱尔大街66号的妓院时，正好我们的一个马尔丁同乡也在那里，所以我才知道的。”

“我们那大名鼎鼎的塔亚尔帕夏是伊斯坦布尔驻军司令，他为什么还要去妓院？皮条客会把他要的最好的那类女人送上门的。”

“大哥，那一定是帕夏怕老婆，我们马尔丁的朋友在66号亲眼看见了帕夏……你不信，你看不起马尔丁人，但是如果你去了马尔丁，呼吸了那里的空气，喝了那里的水，成了我们的客人，你就再也不愿意离开马尔丁了。”

“既然马尔丁是个那么好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还要大老远地跑来伊斯坦布尔？”有时费尔哈特会生气地问道，两个洗碗工则像听笑话一样笑起来。

“其实我们跟你是同村的。我们根本没去马尔丁直接来到了伊斯坦布尔。”那天晚上其中一个洗碗工严肃地说，“在伊斯坦布尔，除了马尔丁人，没有人帮我们……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表示感激。”

有时费尔哈特会责备这两个可爱的洗碗工，“你们既是库尔德人，又没有任何社会意识，快走，回你们的屋睡觉去。”两个孩子便乖乖地离开。

费尔哈特：如果你们在认真地看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人们不会轻易地跟麦夫鲁特生气，但我对他生气了。有一天，他爸爸来了餐馆，麦夫鲁特正好不在。我询问后，穆斯塔法说麦夫鲁特去了考尔库特的婚礼。乌拉尔他们的手上沾了那么多年轻人的血，而麦夫鲁特依然还去接近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以为自己不会轻易消气。我不想在餐馆当着服务员和顾客的面跟他吵架，所以不等他来我就跑回了家。到家后，一看见麦夫鲁特满脸单纯的表情，我的气就消了一半。“听说你在婚礼上往考尔库特身上别了钱。”我说。

“我明白了，我爸去餐馆了。”麦夫鲁特抬起头说，他正在加工晚上要去叫卖的钵扎。“我们的老人家看起来伤心吗？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去了婚礼？”

“因为他独自一人，想让你回家。”

“他想让我跟你吵架，让我像他那样在伊斯坦布尔孤独，没有一个朋友。你要我走吗？”

“你别走。”

“但凡牵涉到政治，最终都是我错。”麦夫鲁特说，“现在我没工夫管这些。我爱上了一个人。我在不停地想她。”

“谁？”

麦夫鲁特先沉默了一下，随后说“晚上我告诉你”。

但是，麦夫鲁特夜间在宿舍和费尔哈特、洗碗工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之前，必须干完一整天的活。1979年冬天，一个平常的日子里，麦夫鲁特先要去泰佩巴什，买来维法钵扎店的钵扎原酿，两年来他们用小卡车把钵扎原酿运到钵扎小贩所在的街区。回到家他一边想着怎么给拉伊哈写信，一边加糖和香料调制晚上出去叫卖的钵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间他在卡尔勒奥瓦餐馆当服务员，三点到六点间他去给老顾客和跟卡尔勒奥瓦类似的三家餐馆送带奶油的酸奶。然后回到家，一边想着要给拉伊哈写的信，一边稍微睡一会儿。晚上七点再去卡尔勒奥瓦餐馆当服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