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麦夫鲁特在村里时 这个世界要是说话，会说些什么？

为了理解麦夫鲁特的决定、他对拉伊哈的依赖以及他对狗的恐惧，现在让我们回到他的童年时代。麦夫鲁特1957年出生在科尼亚省的贝伊谢希尔镇杰奈特普纳尔村，十二岁之前，他从未离开过这个村庄。1968年秋天小学顺利毕业后，他以为就像和自己同样情况的其他孩子一样，他也会去伊斯坦布尔，在爸爸身边读书，跟爸爸一起谋生。可爸爸不要他去，他只好留在村里做起了羊倌。麦夫鲁特一生都在想，那年爸爸为什么执意让他留在村里，但他始终没能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他的两个朋友，伯父的儿子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去了伊斯坦布尔，因此麦夫鲁特度过了一个孤独、忧伤的冬季。他做羊倌，赶着八九只羊沿着溪流溜达，看着远处无聊的天空、路上的大巴、卡车、飞鸟和杨树，就这样度过一天又一天。

有时，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杨树叶在风中颤抖，感觉那是杨树在给自己传递某种信息。有些树叶把深色的一面、有些则把泛黄的一面呈现在麦夫鲁特的眼前。就在那时，似有似无的一阵微风拂过，把深绿色叶子变黄的一面和泛黄叶子深绿色的一面呈现出来。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干树枝一根根收集起来，等里面的水分完全蒸发后，把树枝堆成一堆点燃。当树枝完全燃烧起来时，他那只名叫卡米尔的狗就会高兴地围着火堆跑两圈；麦夫鲁特坐下烤手时，狗也在不远处趴下，像麦夫鲁特那样，一动不动、久久地看着火苗。

村里所有的狗都认识麦夫鲁特，即便他在最寂静、最黑暗的夜晚出村，也不会有一只狗冲他号叫，麦夫鲁特也因此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村庄。村里的狗只会对村外来的危险和陌生的人狂吠。如果一只狗冲着村里的一个人叫，比如麦夫鲁特最好的朋友，他伯父的儿子苏莱曼，其他人就会调侃道：“苏莱曼，魔鬼附身了，你在想坏事！”

苏莱曼：村里的狗其实从来没冲我叫过。现在我们举家迁去了伊斯坦布尔，我很伤心，因为麦夫鲁特被留在村里，我很想念他……但是村里的狗对我的态度，和它们对麦夫鲁特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这点我要申明一下。

有时麦夫鲁特和他的狗卡米尔让羊留在山下吃草，他们则爬上山坡。当麦夫鲁特从高处俯瞰坡下一览无余的风景时，心中的一些美好愿望便会慢慢苏醒，比如生活、幸福、在这世上拥有一席之地。有时他幻想爸爸坐着大巴从伊斯坦布尔回来把他带走。山下羊儿吃草的平川，在溪流转弯处被高耸的岩石阻断。有时，他还会在平川的另一头看见袅袅烟雾。他知道，烧火的是邻村居米什代莱的孩子，他们和自己一样是一群没能去伊斯坦布尔读书的小羊倌。风和日丽的日子里，特别是在上午，麦夫鲁特和卡米尔爬上山坡，能够看见居米什代莱村的小房子、可爱的白色清真寺和尖细的宣礼塔。

阿卜杜拉赫曼：因为我就住在那个村，也就是居米什代莱村，所以我找到了马上进入话题的勇气。20世纪50年代，我们这些生活在居米什代莱、杰奈特普纳尔和周边其他三个村庄里的人大多一贫如洗。我们冬天在杂货店赊账，艰难度日熬到春天。开春后，我们村里的一些男人会去伊斯坦布尔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当中有些人没钱，瞎子杂货店的老板还帮我们购买去伊斯坦布尔的大巴车票，然后在账本的最上面记下我们欠他的车票钱。

1954年，从我们村去伊斯坦布尔的高个宽肩的巨人尤瑟夫先做了建筑工人，后来碰巧成了一个卖酸奶的人，他沿街叫卖酸奶挣了很多钱。他先招呼了他的兄弟、堂兄弟们去伊斯坦布尔，和他一起住单身汉房、一起干活。一直到那时，我们这些居米什代莱的人对酸奶都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去了伊斯坦布尔就卖酸奶。我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是在二十二岁服完兵役后。（因为违纪、逃跑、被抓、挨巴掌、蹲监狱，我的兵役服了四年。但别误会，我比任何人都更爱我们的军队和尊敬的长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人把阿德南·曼德列斯总理绞死的。他呢，之前开着他的凯迪拉克轿车不分早晚在伊斯坦布尔满街转悠，下令拆除了所有挡住他去路的旧房子和老宅邸，开辟了宽阔的马路。

穿梭在城市废墟间的小贩们其实有很多生意可做，但我没能胜任小贩这个营生。我们那里的人个个都健壮有力、骨骼坚固、肩膀宽厚。可我呢，又瘦又弱，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相遇，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我了。

不分早晚地挑着两头挂了二三十公斤酸奶罐子的扁担满街跑，我被压弯了。另外就像很多卖酸奶的一样，为了再多挣一点，我还在晚上出去卖钵扎。不管你一个新手挑什么，扁担都会在卖酸奶人的肩上、颈背上留下老茧。我身上没有老茧，因为我的皮肤像天鹅绒一般光滑，起初我还沾沾自喜，可后来我发现该死的扁担给我造成了更坏的后果，我的脊柱被压弯了。我去了医院，排队等了一个月后才看上医生，医生让我立刻放弃挑扁担。当然了，为了挣钱，我放弃了医生，而不是扁担。这样我的脖子就歪了，我的名字也被朋友们从“姑娘·阿卜杜希”改成了“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这也让我很伤心。在伊斯坦布尔，我远离我们村的人，但我时常看见麦夫鲁特那脾气暴躁的父亲穆斯塔法和他的伯父哈桑，他们在街上叫卖酸奶。为了忘记脖子上的疼痛，我开始喝拉克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完全放弃了在伊斯坦布尔拥有一套房子、一座一夜屋、财产、存钱的梦想，稍稍玩乐了一番。我用在伊斯坦布尔挣的钱回村买了一些地皮，娶了村里最贫困，最无依无靠的姑娘。我从伊斯坦布尔得出的教训是，一个人如果想在那里立脚，他一定要有至少三个儿子，能够像士兵那样带在身边，像工人那样使唤干活。我想过，如果我有三个像狮子一样的儿子，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伊斯坦布尔，在城外的第一个山头上造起我自己的房子，攻克城市。但在村里出生的不是三个儿子，而是三个女儿。我在两年前彻底回到了村里，我很爱我的女儿们。让我马上把她们介绍给你们：

维蒂哈。我希望第一个儿子像狮子一样威严、勤劳，我给他取名叫维迪。很可惜，她是个女儿。我就叫她维蒂哈了。

拉伊哈。她很喜欢爬到爸爸的怀里，她身上的气味很好闻。

萨米哈。她很机灵，不停地抱怨啼哭，不到三岁就在家里蹒跚走路了。

在杰奈特普纳尔村的家里，麦夫鲁特有时晚上和妈妈阿提耶和两个十分爱他的姐姐一起坐着，给在伊斯坦布尔的爸爸写信，让他从伊斯坦布尔带回类似鞋子、电池、塑料夹子、肥皂等东西。爸爸是文盲，很少给麦夫鲁特回信，他们要的东西大多也带不回来，他总是说：“村里的瞎子·杂货店里有更便宜的。”对此麦夫鲁特的妈妈有时会在家里埋怨说：“穆斯塔法，我们要那些东西不是因为瞎子·杂货店里没有，而是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给爸爸写的那些信，让写信去问某人要一样东西的想法，深深印刻在了麦夫鲁特的心灵里。写信问远处的某人要一样东西分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