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安德烈·纪德（第2/4页）

首先，纪德描写了他在去伊斯坦布尔的火车上碰到一个土耳其青年的故事。这位帕夏的儿子在洛桑学习了六个月的艺术。此时，他胳膊下夹着一本左拉的流行小说《娜娜》（Nana）正要回伊斯坦布尔。纪德觉得此人肤浅、做作，就把他写成了一个逗笑的人物。

纪德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发现这座城市和威尼斯一样令人讨厌，他感到非常不悦。这里的一切都是从别处挪来的，要么是用钱买过来的，要么是用武力夺过来的。伊斯坦布尔惟一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离开这座城市。

“没有一样东西是从当地生长出来的，”他在日记里写道，“由这么多种族、历史、信仰及文明的摩擦和碰撞而产生的厚厚泡沫下，没有任何本土的东西。”

然后他改变了话题。“土耳其的服装，是你能想像到的最丑的服装。这个民族，跟你说实话，只配穿这样的衣服。”

他接着大声坦诚地宣布，在他之前的很多来客，都有一个心知肚明，但却秘而不宣的想法，那就是：“我的心无法喜欢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如果我无法喜爱住在那里的人。”

他忠于自己真实想法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完全否定了他正在参观的国家：“我这次出行的教育意义与我对这个国家的厌恶程度成正比，”他写道，“我很高兴以后我不会再喜欢这里了。”

瑞典学院赞扬纪德的作品是“热爱真理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自蒙田和卢梭以来，在法国文学中一直必不可少”。纪德对真实记录自己想法和印象的激情，促使他敢说他人不敢说的话。他从土耳其回去后，是这样谈论欧洲的：

我以前一直认为，不只有一种文明，不只有一种文化可以领受我们的爱、配得上我们的热情……现在我知道，我们西方（我要说的是法国）文明不仅是最美丽的；我相信——我知道——它是仅有的文明。

纪德的话语在政治上的错误，为他轻而易举地在美国的大学里赢得了赞誉。这说明，对真理的热爱并不总会导向政治公正。

但是，我的目标并不是要针对纪德那惊人的坦诚，或是他那粗俗的种族主义。我爱纪德——爱他的作品、他的人生和价值观。这种喜爱的程度不亚于坦皮纳。我年轻时，纪德的书在土耳其很受人喜爱。我父亲的书房里，收集了纪德所有的作品。他对老一代人来说很重要，对我也同样重要。

我知道，如果我头脑里带着两种对立的想法去认识欧洲，那么我就能最好地理解欧洲的概念。第一种想法是，纪德对其他文明的嫌恶感——包括对我们土耳其文明的嫌恶感。第二，坦皮纳对纪德的那种崇敬感，以及通过纪德的影响而形成的对整个欧洲的崇敬感。我只有将鄙视和崇拜、恨和爱、厌恶和迷恋融在一起，才能表达清楚欧洲对我的意义。

虽然坦皮纳的文章以赞扬纪德的“正义感”和“纯粹的思想”结尾，但是，文章前面部分仍然暗示出，他对《日记》里那些令人不快的句子有所察觉。只是出于情有可原的谦恭，他没有讲得很详细。坦皮纳的老师兼导师，20世纪土耳其最伟大诗人之一的雅哈亚·凯末尔（Yahya Kemal），也读过纪德土耳其之行的记述。他写给A.Ş.希萨（A. Ş. Hisar）的一封信（发表于雅哈亚死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封信里，他把纪德的笔记描述成“一部旨在以最毒辣的语言，对土耳其精神进行辱骂的游记”。他接着还抱怨说，“在所有针对我们的诽谤性作品中，这是最恶毒的……读这本书简直让我精神分裂。”整整一代人读过纪德这本书。大家都在沉默中原谅了那些侮辱之词，就好比原谅了一次疏忽大意。他们不时也会悄悄谈论那些侮辱性的内容，但是没有什么举动，似乎那些侮辱之词并没有写在书中，或者只当那些侮辱之词已被锁在日记里了。纪德的《日记》选文被译成土耳其语由教育部出版时，有关土耳其的评论被悄无声息地抹掉了。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坦皮纳谈到纪德的《人间食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对土耳其诗歌的明确影响。是纪德，在土耳其作家中引发了写日记并在生前就发表的潮流。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奴鲁拉赫·阿塔克（Nurullah Ataç），第一个开始写纪德式的《日记》。它不像是自白，更像是长篇激烈的演说。这种日记形式，在下一代的批评家那里也有不少仿效者。

我开始怀疑：说到这么多细节，我是否忘记了真正的问题。纪德对自己在巴尔干战争后的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之行，以及他对土耳其人的厌恶之情所做的描述，与坦皮纳还有整个一代土耳其作家对纪德的崇拜事实总是互相矛盾的。这样看问题有必要吗？我们崇拜作家是因为他们的文辞、价值观和文学威力，而不是因为他们赞同我们，赞同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报刊连载的《作家日记》里，描述了他第一次去法国所见到的情形。他不厌其详地谈论法国人的虚伪，声称法国人崇高的价值观正被金钱所腐蚀。纪德读到这些文字，仍然不为所阻地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为所阻地写成了一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坦皮纳，他也同样崇拜痛恨法国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拒绝蜷缩到狭隘的爱国主义里。他展示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欧洲态度。

1862年，愤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博爱精神已经离弃了法国。他接着还概括了“大体上的法国本质和……西方本质”。当他把法国等同于西方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德没有区别。坦皮纳的观点也一样。不过，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法国和西方的愤慨日益强烈，反而带着一种迷惘、某种程度上因负罪深重而生的敬意。现在，我准备回答我先前提到的问题：去崇拜一个嘲讽你所生活的国家及其文化、文明的作家，可能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思想的两种状态——蔑视和崇拜——紧密地连在一起。从我的窗户望去，欧洲是一种两者兼容的思想。在我看来，欧洲或者西方，不是一种充满阳光、启人心智、宏伟灿烂的思想。我看到的欧洲，是一种紧张对立，一种出于爱和恨、渴望和羞辱的激烈对抗。

我不知道纪德在天真地宣布自己的法国、自己的西方文明为“一切中最美好”的事物之前，他是否非得去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跑一趟。但是，纪德眼中看到的伊斯坦布尔，是一种和他自己的文明完全不同的东西，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化的奥斯曼和土耳其知识分子像纪德一样，一直相信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都是与西方毫无联系的地方。但是，对令纪德感到烦心、鄙夷的地方，他们却怀有崇敬感和归属感，这使他们陷入了身份危机。当他们像坦皮纳一样过分认同纪德时，他们被迫在沉默中放弃了自己对欧洲的诋毁性评价。当他们站在欧洲边缘时，在东西方力量的撕扯下，他们被迫比安德烈·纪德更加相信欧洲。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纪德嘲弄性的评论并不妨碍他对土耳其文学产生强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