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1994年4月29日笔记

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约请上百位作家撰文描述4月29日这天的生活,无论当时他们身处何方、在世界哪个角落。那天,我在伊斯坦布尔。

电话。像我写作时常做的那样,我拔掉了电话线,这样做也许情况会好些,也许更糟。此时我想到,当下或许正好有人想和我联系,谈谈某些重要事情、重大事件,但却无法打进电话。不过我还是不想把电话线插上。好一会儿之后,我插上电话线,接了几个电话,但随即将它们抛到脑后。某个德国记者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想来伊斯坦布尔,和我聊聊土耳其“宗教激进主义”势力的上升趋势,以及伊斯兰繁荣党(Islamist Refah Party)在市政大选中的获胜情况。我再次问他究竟在哪家电视台工作,他飞快地说出了几个字母。

字母、标识和品牌。牛仔裤上的那几个字母,偶然在报纸上、电视上以及路边广告牌上看到的各种银行广告,再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街上碰到一个大学教授朋友,她从包里递给我一张公司及其下属品牌的名单列表,这些名称我每天都能看到。她听说,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均支持伊斯兰繁荣党;她还告诉我,有些人已经决定拒绝购买这种牌子的饼干,那种牌子的酸奶酪,并且永不光顾名单上的商铺和饭店。像往常一样,极度的厌倦使我不想再看到楼内电梯镜子里的自己,我宁可盯着那些瓷片,它们是德国威尔特海姆牌的。我用卡西欧计算器做了一个简单计算,结果会在这篇短文的末尾公布。走在路上,我还看到一辆1960款普利茅斯,一辆1956款雪佛兰,如今仍作为出租车在路上行驶。

巷道和大街。尽管两个月前,土耳其货币一夜之间贬值了一半,使我们陷入了经济困境,夜晚的巷道和大街仍然人满为患。和往常一样,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都打算去哪里呢?这也使我随即意识到,文学是百无一用的职业。我看到妇女们带着孩子,盯着店铺橱窗;公立学校的学生们一面喃喃低语,一面哧哧地笑;商贩们把他们的货物(从黑市贩来的雪茄、雀巢咖啡、中国瓷器、旧本罗曼蒂克小说、被人翻阅了无数次的国外杂志)沿着清真寺的外墙一溜摆开;我看到一个男子蹬着三轮车,出售新鲜的黄瓜;还有塞满了人的巴士;挤在外币兑换所门前的各色人等,一面啃着汉堡抽着烟,或拎着装满钱币的塑料袋,一面看着电子显示牌上的美元指数一路飙升;卖食品的男孩,正卸下一箱瓶装水,把一个坛子扛到自己肩上;我还瞥见一个疯子,他最近总是在附近转悠,这会儿正手里拿着个从汽车上卸下来的方向盘,疯疯癫癫地来回扭动,仿佛正驾着汽车穿越人群。他也是街上熙攘的人群中惟一没有拎着塑料袋的人。午餐时分,我喝过橙汁,走回自己那间伏案写作的小办公室。人群中,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刚做完主麻日聚礼[1],我们寒暄了一会儿。

逗乐,笑声和幸福。我和一位画家朋友曾取笑某些有钱人,在存款所在的银行倒闭后,他们就濒临破产了。为什么我们要笑?因为这证明,他们并不像自己想像得那么机敏、聪明。就因为这个。临近傍晚,我的一个翻译家朋友打来电话,请我去街上和几位酒吧老板喝几杯,“抗议”繁荣党派的伊斯坦布尔市市长。我们也着实开心了一番。那位新市长惹恼了这些酒吧老板,因为他下令拆走了他们摆在街边的桌位。于是,上百位知识分子就打算走上街头,要让自己在人行道上一醉方休。以前,我曾有一些颇具政治头脑的朋友对喝酒持怀疑态度。而如今,他们却似乎突然之间坚信,喝酒是一种成熟的政治举动。睡觉前,我喜欢胳肢两岁半的女儿如梦。听她咯咯地笑,我也会开怀大笑。也许这几声笑,并不代表幸福,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人,面对永无休止的噪音,而对某种寂静所产生的感激之情。

伊斯坦布尔的噪音。倍感孤寂之时,我和其他上千万人即使不加留心,还是都能整天听到咆哮的噪音:汽车喇叭声,巴士驶过的轰隆声,摩托车的轰轰声,建造楼房的声音,孩子们的尖叫声,卖货卡车以及宣礼塔上的喇叭声,轮船的汽笛声,警车和救护车的警报声,四处播放的盒带音乐声,关门的撞击声,金属百叶门的落地声,电话声,门铃声,街巷角落、交通纠纷的争吵声,警察的口哨声,校车的声音……夜幕降临时,会有近乎沉默的片刻平静;我从办公室的后窗向花园张望,看到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飞过柏树和桑树林。坐在桌边,我可以看到对面公寓楼中闪烁的灯光和电视屏幕。

电视。晚餐后,透过家家户户窗户上闪现的各种颜色,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在不停地切换电视频道:头发染成金色的女歌手唱着古老的土耳其歌曲;一个孩子正在吃巧克力;女总理宣称国内事态良好;嫩绿的草坪上,正进行着一场足球比赛;土耳其流行乐队;记者们在大谈库尔德人问题;美国警车;一个孩子正在唱颂《古兰经》;直升机在半空中起火爆炸;一名优雅男子登上舞台,向鼓掌的观众脱帽致意;又是那个女总理;一名家庭主妇,一面挂着刚洗好的衣服,一面冲着采访她的话筒夸夸其谈;常识问答,观众为答对的女士鼓掌……我盯着窗外,突然想到,除了那些依稀可见的博斯普鲁斯游轮上的旅客,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在观看这些相同的影像。

夜晚。城市喧嚣的分贝下降了,变成了喃喃低语、困倦的叹息。深夜时分,我一边向办公室走去,一边思忖着自己也许能再多写一点。我看见空空的街道上,有四条狗在游荡。一间地下咖啡屋内,人们仍在玩纸牌,看电视。我看见一户人家,很显然刚看望亲戚回来,小男孩已经困倦得很,脑袋依靠在父亲的肩上,而他的母亲又怀孕了。他们一言不发,急匆匆地从我身边经过,好像受到了惊吓。子夜时分,我已在桌边呆坐了很久。电话铃响了,吓我一跳。

担心,妄想以及梦幻。每天晚上,总会有一个疯子给我打来电话。他一言不发,以静默附和着我的沉默。我拔了电话线,工作了很久,脑海的某个角落总有恶魔显现、灾难来临的警示:不久以后,或许人们会在街上彼此枪杀;或许我们会看到内战;或许今年夏季,报纸上曾预示的严重缺水就将来临;或许,预期了那么多年的大地震,会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午夜过后,家家户户关上了电视,公寓的灯光都已熄灭,垃圾清理车咔啦咔啦地驶过。和往常一样,总有一个男人在清理车前面十步八步的地方翻腾路面的垃圾箱,匆忙地搜罗些还有用处的空瓶子、金属器皿、成堆的废纸,把它们塞进自己的麻袋。不一会儿,收垃圾的人赶着马车,驮着沉重的废报纸和洗衣机,经过那条空荡荡的街道。我曾在此生活了四十年。我在桌边坐了下来,拿出了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