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隐含作者

我写作已经有三十年了。这句话我已经说了颇有一段时间。事实上,我已经说了那么久,以至于它听起来都不像是真的。现在,我业已进入写作的第三十一个年头。尽管有一些夸张,可我仍然喜欢说,我写了三十年的小说。偶尔,我也写些其他的文章:散文、评论、对伊斯坦布尔或是政治的反思以及演讲等。但我真正的使命,让我和生活紧密相连的事情,仍是小说写作。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间比我更长,有的在不经意间,已经写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有许多作家,我曾一遍又一遍地读他们的作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他们的写作生涯都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作为作家,为何我对自己的三十周年如此在意呢?这是因为,出于习惯,我此刻渴望谈谈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

为了使自己高兴,我必须每天服用文学这剂药丸。在这一点上,我与每天都服药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小时候,当知道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时,我就像大家一样,为他们感到难过,我甚至认为他们就是半死之人。而我对文学的依赖,也使我同样像个半死之人。特别在我还是年轻作家的时候,我感到别人看我,就仿佛我是与真实生活脱节的人,注定会成为“半死之人”。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半个幽灵”。有时,想到我已经死了,而只有文学才能使我重生,我甚至感到很享受。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良药。如同他人口服或注射的药物一般,我每日的药剂,文学——倘若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为每日解瘾的毒品——必须达到一定标准。

首先,这药剂必须有益处。它的好,在于让我明了它有多么真实、有效。读某部小说中隽永深刻的段落,进入那个世界,并相信它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高兴,更让我与生活紧密相连。我也更希望那作者业已过世,那样就不会有一丝阴云般的忌妒来减弱我对他的赞叹。年岁愈长,我就愈相信,最好的作品往往出自已过世的作家之手。即使他们尚未死去,感知他们的存在,也仿佛像感知某个幽灵。这就是为什么,在大街上偶遇某个伟大作家时,我们会把他们当做幽灵,好似在远处看到某个奇迹,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人,敢接近这幽灵,求取签名。有时我会提醒自己,这些作家很快就会死去,而一旦他们逝去,其遗留下来的作品就会在我们心中占据更珍贵的位置。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如果说,我的所写之物就是我每日的文学药剂,那么它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那些与我有着类似痛苦的人来说,最好的治愈之法,最重要的快乐之源,就是每天写上半页不错的文章。三十年来,我平均每天会独自在屋中度过十个小时,坐在书桌旁写作。而如果你只考虑那些尚属出色、已经发表了的文章,那么我每天的成果还远远不到半页。我写的东西大多都达不到我自己的质量要求。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两大痛苦之源。

但请别误解我:像我这样如此依赖文学的作家,绝不会肤浅到对自己作品的美妙之处欢欣不已,也不会因这类作品共有几部,或是获得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文学不会听任这样的作者来装模作样拯救整个世界;而只是给他一个机会来打发日子。每一个日子都是艰难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写,它将会愈发艰难。是的,如果你什么都写不出来,情况就会如此。重要的是,你得寻找足够的希望来打发日子;因此,如果你读到的某本书或某页文章还不错,就要让自己乐在其中,找到幸福,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容我来解释一下,假使一天之内我没有很好地写作,或者无法让自己沉浸在一本书内,我会有什么感受。首先,世界在我眼前改变了,变得不能忍受,面目可憎。了解我的人都会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因为我自己开始变得像我看到的那个世界。例如,晚上,我的女儿仅从我脸上可怜无望的神情就能看出,那天我写得并不顺利。我也曾想向她隐瞒,但是做不到。在那些黑暗时刻,我觉得生死之间没有界线。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幸好,看到我这种状态,也没有人愿意同我讲话。通常,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这种绝望情绪都会降临到我身上,不过程度没那么严重而已。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用阅读和写作来对付这种情绪:如果行动及时,我可以使自己不至于陷入行尸走肉般的消沉之中。

倘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诸多原因没法用纸笔来治愈自己,无论是因为旅行也好,瓦斯账单未付也好,还是因为服兵役(这种情况有一次),政治事件(近期频繁发生),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妨碍——那么我都会感到痛苦像水泥一样牢牢凝固在我体内,我的身体几乎无法移动,关节僵硬,脑袋似乎变成一块石头,连汗液的味道都仿佛与往日不同。这种痛苦还会增长,因为生活充满了琐事,妄图使一个人远离文学。我可能坐在某个喧嚣嘈杂的政治会场中,在学校走廊上与某个同学闲聊,与亲戚吃着假日大餐,竭力与某个用心良好但观点与我迥异的人谈话,被电视屏幕上各类图像所包围;我可能在参加某个非常重要的商业会议,或是随便买点什么东西,或是在前往公证人那里的路上,或是为办护照去拍张照片——突然间,我的眼皮就会沉重起来,尽管还是日当正午,我也会昏昏睡去。当离家很远,无法回到房间内独自消磨光阴时,我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正午时分小憩片刻。

因此,是的,我真正渴慕的,不是文学,而是可以拥有一间房间,让我单独与自己的思绪共处。在这房间内,我可以创造有关那些喧嚣场景的美梦——那些家庭聚会,校园重逢,节日盛宴,以及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们。我可以通过想像的细节,使喧嚣的假日大餐更加丰盛,让人们更加愉悦。当然,在那些美梦中,每件事物,每个人,都那么妙趣横生、迷人真实。我从已知世界的喧闹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我们触及了事情的核心:为了很好地写作,我必须体味无法忍受的无聊;为了这无法忍受的无聊,我必须进入生活。当我不断受到噪音困扰,坐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的办公室,在阳光明媚的海岸或是阴雨绵绵的葬礼中被朋友和亲人包围之时——换句话说,当我感到某些情景在我周围显露它们的本质之际——我会突然觉得,自己仿佛并未真正存在,而似乎只是在一旁观看。我会开始做白日梦,或者,如果感到悲观沮丧,那我就只会觉得自己是多么百无聊赖、令人厌倦。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体内都会有一个声音,呼唤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到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