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选择你的人生（第2/3页）

很快我们便知晓了答案。

纳菲西向她的学生解释《洛丽塔》这本书“与极权主义视角格格不入”。她与年轻女性讲述小说中“残活的蝴蝶”的强大，探索“受害人与看守人之间不正当的亲密关系”。但是在某一天，她的一个学生，密特拉（Mitra）问了一个问题，让她停了短短一天。

“密特拉一边伸手拿糕点，一边问了一个困扰她多时的问题。为什么像《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这类哀伤、悲剧的故事——会让我们快乐呢？阅读一些不好的事情时感到快乐难道不是罪过吗？如果我们是在报纸上读到或者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会有相同的感觉吗？如果我们写下我们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生活，会让读者快乐吗？”

纳菲西仔细思考了一晚上，她得出答案，等不及要和她的学生分享。她写道：

我说到，纳博科夫把每部伟大小说都称为童话。好吧，我同意。首先，让我提醒你们，童话里有很多可怕的巫婆，她们会吃小孩；有恶毒的继母，毒害漂亮的继女；还有软弱的父亲把孩子留在森林里。但是魔法来自于善良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屈服于马克菲特（McFate）加在我们身上的限制和规定，纳博科夫如是说。

每个童话故事都提供了超越现有限制的潜力，所以从一方面来说，童话给了你们现实给不了的自由。在所有伟大小说中，撇开小说中呈现的残酷现实，都肯定生命，反对生命的转瞬即逝，这是一个基本的反抗。这一肯定存在于作者采取通过自己的方法复述现实以掌控现实的方式中，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会骄傲地宣布，每件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一次庆典，都是抗争生命中的背叛、惊悚和不忠。形式的完美和美丽反抗主题的丑陋和不堪。因此，我们喜爱《包法利夫人》并为艾玛（Emma）哭泣，我们贪婪地阅读《洛丽塔》，因为我们为孤儿女主人公的卑微、粗俗、诗意和肆无忌惮心碎。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本身在很多方面是一本伤感的书，书中马克菲特之手触及了每个人。纳菲西描述了她在早期生活中如何失去所有的安全感：前一分钟她是著名政客、德黑兰最年轻市长的女儿，在瑞士上学（虽然她说学校很可怕）；后一分钟，她必须回家，因为她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之后四年，她家“被告知，她父亲要么被杀掉，要么被即刻放走”。她还讲述了几年里，伊朗革命后惩罚性的社会和知识限制造成前途光明的学业脱轨。纳菲西被怀疑成为西方文学的学者（尤其是因为她在欧洲和美洲接受过教育），还有更普遍的原因：她是女性。别人告诉她，她必须遵守“新规”，包括戴“头罩”。她不会遵守。所以她丢了工作。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她被“排挤”。

我们在整部书中相遇，杰出的年轻女性被陷害、被关押、被虐待，教育被否定，被迫结婚，被追捕。在某处，纳菲西描写了一个瘦高的年轻女性莎娜姿（Sanaz），她之后在周四早上的课程中出现。她悲痛欲绝，泪眼婆娑。最后，她坐了下来，身旁放着茶和水，另一名学生试图用笑话来缓和气氛，之后，大家知道了发生的一切：

她的故事不陌生。两周前，莎娜姿和她的五位女性朋友去里海边度假两天。在第一天，她们决定去拜访她朋友的未婚夫，他住在附近的村庄。莎娜姿再三强调，她们穿戴很得体，戴着围巾，穿着长袍。她们都坐在外面的花园里：六个女孩，一个男孩。屋内没有酒精饮料或不可取的磁带或CD。她似乎在说，如果有这些，那她们受到革命卫队的惩罚理所当然。

然后，道德部队的“他们”拿着枪过来了，跳过矮墙，让他们惊讶。他们称接到举报说有非法行为，想要搜寻周边。这些年轻女孩都穿着得体，所以不可能因衣着批评她们；相反，其中一名护卫讽刺地批评她们“用她们的西方态度”注视护卫。尽管如此，护卫没发现任何不妥，这些女孩仍因为“违反道德”全被抓入特殊监狱。

她们被关了两天——在一个“又小又黑的房间”，里面还有瘾君子和妓女。“虽然她们反复请求，仍未得到打电话给父母的权利。除了固定时间可以短暂离开，去洗手间外，她们只能离开房间两次——第一次是去医院，由女性妇科医生做童贞测试，这位妇科医生让她所有的学生都观摩了测试。护卫们不相信医生的判定，还带她们去了私人诊所做第二次检查。”

“简单审讯”后，她们“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认她们没有犯的罪，并接受二十五鞭惩罚”。

因为莎娜姿在长袍里穿了T恤，看守她的人“开玩笑说……她可能感觉不到疼痛，所以多打她几下。对她来说，童贞测试的侮辱和被迫签署认罪书的自我厌恶比身体的疼痛更难以忍受”。最终侮辱她的是，她父母同她兄弟认为她太自由了，不应该在没有男性的监督下单独出行。

纳菲西写道，她“放不下莎娜姿和她的故事”，她回忆，“我记得这次事件和我在伊朗生活时的很多其他事件一样。”她写道，这些故事和人们在她离开后写下来或口述的类似故事，成了她自己的记忆。

然而，正如这些故事变成她自己的故事一样，她阅读和教给年轻女性的故事也变成了她们自己的故事。《洛丽塔》和《包法利夫人》和她们读过的波斯经典作品一样，成了这些年轻女性的故事的一部分。

在最后，我们了解了部分女性的故事。有些移民去了加拿大、美洲和英国。其中三个继续在德黑兰见面了一段时间，讨论弗吉利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写“电影、诗歌和她们作为女性的生活”。

在她写作的时候，伊朗发生了些变化。但是，无疑这些年轻女性的生活改变了——变化源自于她们读过的书和有过的讨论。至于她们读过的书有没有拯救她们，你得问问她们才行。

“然而自那时候起，伊朗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位学者告诉我，“不是因为制度变得更善良更温和了，而是因为人民——尤其是妇女，年轻一代的妇女，以及投入的积极分子——不断通过在公共场合及私下质疑和违反规则给制度施压。”

自纳菲西讨论期间起，已经有两波革命运动。“是的，他们失败了，或者被打压了，”这位学者解释道，“但是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影响了伊朗人民如今生活、阅读以及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表现的方式。”

我经常在改变或拯救你的生命书单中看到《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它是其中的一本。我向认识的每一个人推荐这本书，特别是怀疑老师、作家、书籍能带来影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