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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吗？”

“这是谁的房子？”

他没刮过脸，穿一件灰色旧西装，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衫，没有领带，手里拿着一串琥珀念珠。他举起双手，表示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没有人的。”

我透过墨镜望着他，说出一个字。

“康奇斯？”

他的脸顿时明朗起来，仿佛已经明白了一切：“啊，我知道了，你要找的是康奇斯先生？”

“对。”

他甩开双手：“他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四五年了。”他伸出四个指头，清了清嗓子说“完蛋了”。我把目光投向他背后靠着椅子支起来的长杆，上面挂满了彩票，随风飘扬。

我尖刻地对他一笑，用英语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国家剧院？”可是他摇头，似乎不懂我的意思。

“他很有钱。”他望着司机，仿佛他能理解，即使我不能理解的话。“他被安葬在圣乔治，一块很好的墓地。”在他那典型的希腊游手好闲者的微笑中，在他告诉你这些不必要的信息时的神态中，有一种十全十美的东西，让你不能不相信他是表里一致的。

“完了吗？”我问道。

“没，没完。去看看他的坟墓。很漂亮的坟墓。”

我坐进出租车。他赶紧跑过去取他那一杆彩票，并在风中挥舞起来。

“你运气好。英国人总是好运气。”他摘下一张彩票，向我递过来。他突然会讲英语了。“哎，就一张小小的彩票。”

我突然叫司机开车。他掉过车头往前开，但是开出大约五十码后，我叫他把车停在一家咖啡馆外面。我招呼一个服务员出来。

我问他，后面那幢房子他知道是谁的吗？

他说知道，是一个叫拉利的寡妇的，她住在科孚岛。

我回头透过后车窗往后看。卖彩票的正朝着相反方向快速走去，走得非常快，我看着他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

当天下午四点钟，天气稍微凉爽些了，我乘公共汽车前往墓地。墓地位于雅典郊外数英里处，在艾加罗斯山一面长满树木的山坡上。当我问墓园门口的老头时，满以为他一定会一脸茫然，没想到他还挺认真地走进他的小屋，翻阅一本很大的登记册，然后告诉我继续沿着干道往上走，左边第五个。我走过一排排爱奥尼亚式小型圣堂、圆柱形胸像和别致的墓碑，又走过一片不甚得体的森林，但是绿色的树荫还是挺可爱的。

左边第五个。没错。在两棵柏树中间，在一棵表示悼念的植物下，有一块简朴的潘泰列克大理石墓碑，碑上的十字架下写着这样的碑文：

莫里斯·康奇斯

1896-1949

他死了四年了。

墓碑脚下有一个绿色小盆，插着一支白色马蹄莲和一支红玫瑰，底下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白花做衬托。我跪下来把它们取出来。花茎是切割不久的，很可能是当天早上才割下来的。盆里的水清澈新鲜。我明白了。他又在用他的方法告诉我：他知道我猜了些什么；搞侦探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最多也就是找到一个假坟墓，再闹一次笑话。想到这里，我不禁冷笑，但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我把花又放回盆里去。有一根细小的衬托小枝弯了下来，我把它折下来一嗅，甜丝丝的，蜜一样的香味。既然有一枝玫瑰和一枝马蹄莲，也许是有特定含义的。我把它插在纽孔里，不再想它了。

回到门口，我问老头知不知道已故的莫里斯·康奇斯有什么亲人。他又为我在他的本子里查找，但一无所获。他知道是谁奉上这些花的吗？不知道，很多人都到墓地上来献花。微风把一绺绺头发吹到他充满皱纹的前额上。他老了，也累了。

天很蓝。一架飞机在低沉的轰鸣声中降落在雅典的另一边的机场上。又有其他来访者抵达了，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晚餐实在太糟糕了，典型的英国式宴请，吃的东西很少。没去之前，我曾经考虑过要给他们讲点布拉尼的情况，我认为那是一张被施了魔法的餐桌。但是谈话刚开始五分钟，我这念头便荡然无存了。我们总共八个人，五个是文化委员会的，还有一个大使馆秘书、一个小个子中年同性恋者、一个批评家是来发表宏论的。席间有大量文学闲谈。同性恋者眼巴巴地盼着大家多讲出些作家的名字来。

“有人读过亨利·格林[106]的新作吗？”大使馆秘书问道。

“简直令人无法容忍。”

“我觉得写得很好。”

同性恋者摸了一下蝶形领带：“你们当然知道可爱的亨利……有时说的话。”

他这样反复说了十遍，我环顾周围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与他同感，有人冲他大喊，那是书本里发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琐事。但是他们全都一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样神秘的盔甲，像古蜥的翎颌，像冰柱的缘饰。我整个晚上所听到的唯有破碎冰针的叮当声，人们胆小怕事，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没有一个人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自己的心里话。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宽容的、热情的、自然的。最后气氛变得很令人讨厌。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热爱希腊，但是话噎在喉咙里就是说不出来。批评家对李维斯[107]发表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评论，后来又对他破口大骂，把自己的一番高论给毁坏了。我们全都一样，我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于人。故国、女王、公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标准口音，像我们这样的人，一个个道貌岸然，围绕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随时准备对任何明智的欧洲人道主义表现加以镇压。

典型的症状是在讲话中使用的人称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观点、某人的朋友、某人的仆人、某人喜爱的作家、某人在希腊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国资产阶级复仇之神等。“某人”就像被煤烟熏黑的一个存疑符号，整个晚上都占着主导地位。

我和批评家一起返回旅馆，一路上痛苦慌乱地回忆起弗雷泽斯充满希望的孤寂，回忆起我所遭受的损失。

“文化委员会的这些人实在太讨厌了，”他说，“但是也难怪，生存手段呗。”他没有走进我的房间。他说他要漫步去雅典卫城，但是实际上他却走向扎皮翁公园，那里有大群乡下孩子，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到雅典来出卖自己单薄的体力换碗饭吃。

我到一个酒吧间去，坐下来喝了一大杯白兰地。我感到很沮丧，无法面对不得不回英国去的现实。我过的是流亡生活，永远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里。流亡的事实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