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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奇斯停止说话，拍了两次手。

“我要让你看一看安东。”

“我想我已经看见过他了。”

“不。安东已经死了。你看见过的是长相跟他酷似的一个演员。现在要让你看的是真的安东。战争期间，我有一台小型电影摄影机和两盘胶片。这些胶片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才冲洗出来。质量很差。”

我听到了放映机的沙沙声。一支光束从上面投射出来，经过调整，集中在银幕上，聚焦比较匆忙，有些模糊。

银幕上出现一个英俊的男青年，年纪和我相仿，不是前一个星期我看见的那个人，尽管他们有一个特征很相似，眉毛又浓又黑。但是银幕上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战时军官，错不了。从外表看不出他特别宽厚，倒更像是个不列颠战役中的飞行员，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他脸带微笑，正在一堵高墙旁边顺着一条小路走，可能就是赫尔墨斯·安贝拉斯家的围墙。他装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壮派头，笑起来显得不自然。十秒钟的电影片断突然结束了。在第二个片断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只脚逗猫玩。他斜眼看镜头，表情严肃，略显腼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诉他不能笑。影片很模糊，不稳定，只有业余水准。另一个片断显示一队军人从港口走过，突然遭到来自头顶上方的枪击，子弹是从楼上窗口射出来的。

“后面那个人就是安东。”

他脚有点跛。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伪造的真实情况。透过那些人，我仿佛看到一个宽阔的码头，码头上耸立着一幢建筑物，那是岛上的小海关和海岸卫队的所在地。我知道那建筑是战争开始之后才造起来的。在影片里，码头上空无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还拍了其他一些场景，但有一盘胶片坏掉了。我能抢救出来的就这些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在希腊的这一地区负责‘加强军纪’的军官是党卫队的校官，名叫温梅尔，迪特里奇·温梅尔。我现在谈及的那个时间，希腊的抵抗运动已经开始了，只要地形允许，他们就打。在诸岛之中，当然只有克里特岛适于开展游击战。但是在北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击队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有人给他们提供武器，训练他们从事破坏活动。温梅尔原来在波兰干得很成功，一九四二年晚些时候，他从波兰被派到纳夫普利亚。他负责希腊西南部，我们也包括在内。他的办法很简单。他制定了一个价目表。一个德国人受伤，处决十名人质；一个德国兵被杀，处决二十名人质。你可以想象，这办法还挺奏效。

“他亲自挑选了一批日耳曼恶魔做他的手下，让他们负责拷问、上刑、处决，等等。人们根据他们戴的徽章，把他们叫作乌鸦。

“他尚未臭名远扬之时，我就和他见过面。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听说有一艘德国摩托艇不期而至，把一名重要军官送到岛上来。当天晚些时候，安东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把一个瘦小的男人介绍给我。那人和我一般高，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十分整齐干净，小心谨慎，很有礼貌。他站起来和我握手。他能讲点英语，程度大概只够他知道我讲得比他好得多。当我承认自己和英国有很多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在英国受过一部分教育时，他说：‘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是英国和德国竟然发生了争执。’安东解释说，他已经对校官谈起过我们有时候晚上在一起唱歌弹琴的事，校官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为安东伴奏一两支歌。碍于我的身份，我当然只能接受。

“我一点也不喜欢校官。他的眼睛像剃刀，是我所看见过的最让人不舒服的眼睛。他的眼睛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一丝同情，只有估量和算计。如果他的眼神显出残暴、好色、施虐狂，那倒好些。但是他的眼睛完全像机器眼。

“一部受过教育的机器。校官带来了几瓶霍克酒，我们吃了一顿美味午餐，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饭了。我们简短地议论了一下战局，就像在谈论天气一样。校官本人主动改变了话题，开始谈文学。他显然看过很多书，对莎士比亚很了解，对歌德和席勒的了解尤为透彻。他甚至对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的相似之处作了有趣的对比，而且对比的结果并不都是对德国有利。我注意到他喝的酒比我们少，同时也注意到安东讲话太随便。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受到了监视。饭才吃了一半我就觉察到了，而且校官也知道我已有所觉察。都是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人在谈，安东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人。校官对普通的希腊官员是不屑一顾的，但他却把我当作一个绅士，平等相待，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但是我并未被假象所迷惑。

“午饭后，我们为他表演了几首抒情歌曲，他赞不绝口。后来他说想看看小岛远端的观察所，并邀我与他同行，那地方没有多大军事重要性。于是我乘上他的摩托艇，和他们一起绕到穆察，爬上了这里的别墅。到处都是军用设施——铁丝网，机关枪掩体等。但是我发现别墅完好无损，心里暗自高兴。士兵们被集合起来，校官当着我的面用德语对他们作了简单的训示。他提及我时称‘这位绅士’，并坚决要求他们要对我的财产加以保护。我记住了他这句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值勤士兵佩戴装备不规范，特地停下来对他加以纠正。他把毛病指给安东看，对他说，‘懒懒散散，尉官先生，看见了吗？’普鲁士人谈及巴伐利亚人和奥地利人时常用这个字眼。他显然是重提以前的话题，但这对我了解他的性格很有帮助。

“我们有九个月没有再见到他。直到一九四三年秋。

“九月底，一个美丽的黄昏，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安东大踏步进来了。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刚从布拉尼回来。那里同时驻扎着十二名左右的军人。那天早上，四个没有任务的军人到穆察去游泳。他们一定是大意了，更加懒散了，因为他们竟一起下了水。过了一阵，他们一个接一个从水里上来，坐在沙滩上抛球晒太阳。突然从他们背后的树林里钻出来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一支冲锋枪。德国兵措手不及。值勤的军士在别墅听到了枪声，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安东，然后到海滩上去了解情况。他发现了三具尸体，另一个讲完了发生的情况之后也死了。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把德国兵的枪支也带走了。安东立即乘摩托艇出发，绕岛搜捕。

“可怜的安东。他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又想尽量推迟向温梅尔校官报告这一消息的时间，真是难为他了。他当然知道他应该报告这一事件，但是他等到当天晚上和我见面之后才报告。他对我说，当天早上他考虑过，这回他碰到的抵抗分子可能是从大陆来的，夜里悄悄溜进岛来，第二天天黑之前肯定不敢冒险回去。因此他乘摩托艇绕岛缓缓而行，搜遍了每一个藏得住船的地方。他果然发现了一条船，吊在小岛一端的树林里，那里与皮特罗卡拉维遥遥相对。他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游击队一定听到而且看见他在搜查。如何处理这种紧急情况，最高指挥部是有严格指示的。有一条就是破坏其撤离的工具。他放火把船烧了。老鼠跑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