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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的母亲坐在卧房的高脚凳上，想着凯文儿时的一段时光。当时凯文大约十岁或十一岁，她和丈夫从国外旅游回来以后，常发现整间屋子乱作一团。爸爸总是高声咒骂，而没有理解到这样的混乱是如何精心摆弄的，但妈妈很快就弄懂了其中的模式。同样的物品被移动过，同样的那几幅画歪斜地挂着，好几个餐盒显然被同时清空，食物将垃圾桶塞满。

当凯文进入青春期、开始在这里办派对时，妈妈当然也发现这间屋子经过了男孩全力整顿，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他在这里待过。然而，在此之前，当他还小时，他骄傲地向爸爸保证自己不怕独自在家。他总是被迫在最后一晚回到这里，将整间屋子弄乱，这样才不会被人看出他一直睡在班杰家里。

凯文的父亲则坐在厨房里，他的朋友和商务伙伴在他周围说话，但他再也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他知道，自己在这座小镇里是有一席之地的，在这群男人中是有地位的，而原因就只是他手中的钱。他曾经穷过，所以他深知，这群男人当中，没人会和穷小子打高尔夫球。他这一辈子追求完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这是他的生存策略。他完全是通过奋斗取得手中的一切的，他不敢幻想自己也能有富家子掌握的优势。他坚信：这就是他成功的基石，他准备比其他人更努力地工作，更无情地战斗。继续竞逐一切完美，用意在于不自满、不偷懒。你不能只将这种生活方式执行一半，职业生涯与私生活都必须如此，生活中的一切就充分反映了他个人。就连他的子女也是如此。外观的一处裂缝可能会变成一道沟壑。

也许，他想在警察局接凯文时和凯文说话，但每个字最终却变成了如雷怒吼。他以永不失去自制力、永远不拉高音量为傲，但当时的暴吼声让车身都有些颤抖。也许，他想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吼叫，但是针对原因吼叫则比较容易：“天杀的！你怎么可以在决赛前一个星期喝醉？”

谈论一个问题的原因比谈论问题本身容易。对一名在工作中接触数字的父亲而言，数学是一项更持久的说明模式：假如X不存在，Y就不会发生。凯文承诺过父母，不会在家里办派对，但他还是办了。要是他没办派对、没喝酒、没把女生弄进房间，那他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但现在，这位父亲没有选择。他承担不起任由某人中伤儿子的代价，他不能接受有人找他家人的麻烦。当警方介入，当凯文在全城居民面前被拽下巴士，当地方报社新闻记者开始打电话时，进行和平谈判所需的界限也就被僭越了。现在已经太迟了。他的企业是由他的名字组成的，这个名字一旦被抹黑，全家人的生活就会土崩瓦解。因此，他不能让他们得手，他甚至不能让他们存在。只是伤害他们还不够，他必须用他所能找到的每件武器来追杀他们。

这栋屋子里再也不存在对错，只有生存的问题。

当爸爸开门时，凯文和戴维仍然坐在床上。他站在他们面前，面容疲倦而苍白，充满威势地说明：“我了解你们现在只想着冰球，但你们下个球季如果还想在甲级联赛代表队执教、出赛，你们现在就得给我听清楚了。你们和彼得·安德森，其中势必有一方得滚出球会，没有任何妥协余地。他女儿说谎，理由多得数不清。也许她情窦初开，偷尝了禁果，而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爱意被辜负了，她就假装自己被强奸了。也许她爸爸发现了这回事，气急败坏，她就说谎来保护自己，这样她才能继续保持自己在爸爸心中纯真无邪的小女儿形象。天晓得，十五岁的少女是很不理性的……”

戴维和凯文无言以对，低头看着地板。两人都记得，凯文获得大型球会的邀约，却都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离开班杰和自己的家，因为他害怕。当时是戴维说服他爸爸，让他留在熊镇。他保证：小男孩在这里一样会有长足的进步，能够很早就登上甲级联赛，当他成为职业球员时，他就能更上一层楼。由于戴维将会接任甲级联赛代表队教练，也因为这个决定使爸爸的公司在这个区更受欢迎，爸爸同意了。凯文是来自熊镇的青年，爸爸是出身熊镇的男人，一切看起来好极了。爸爸花了大笔金钱布置这个局。现在，他严肃地指着凯文，说道：“这已经不是儿戏了。彼得·安德森拖了一整个星期才报警，因为他希——望——你从那辆巴士上被警方扯下来。他希望所有人看见这一幕。所以，不是他把我们赶出球会，就是我们一起把他赶出球会。没有别的选项。他已经开战了。”

戴维一语不发，只是想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球队。所有投入的时间，只有一片回忆是他挥之不去的：当警方来到巴士前时，他看见彼得站在停车场上，等待着。凯文的爸爸说得对，彼得希望看到这件事发生。

凯文开口时并未抬起头，他说话时，鼻涕和眼泪落在地板上：“得有人去跟亚马谈谈，他……我什么都没做……你们知道我什么都没做……可是，也许亚马以为……当我们在……的时候，亚马进了房间，看到……她只是害怕而已，你们懂吗？她冲了出去，可是亚马或许以为……你们知道的。”

戴维并未抬头，因为他不愿看到凯文的父亲是如何盯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