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身后之事（第3/8页）

科金和安内瑟都将参加在2010年11月下旬于圣地亚哥会展中心举行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到了10月底，安内瑟还应科金的要求发给她了一些主题演讲所需要的图片。安内瑟还给了她一个U盘，里面包含了亨利内侧颞叶地带的表面影像。不过，他并没有将完整的切片表面影像，以及神经病理学检验的材料发过去。与此同时，安内瑟和他的同事仍然在大脑观测所继续着与亨利相关的工作，比如处理切片、建立大脑的三维数字模型、开发关于网络大脑图谱的软件。安内瑟知道，他和科金之间有着难以化解的芥蒂，但他选择将其抛之脑后，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缓和的办法来化解这件事。

不过他们的这段关系已然结束了。只是安内瑟还没意识到而已。

2011年7月，安内瑟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所在学院的领导威廉·布拉德利（William Bradley）收到了科金的一位名叫布鲁斯·罗森（Bruce Rosen）的同事的电子邮件。他供职于麻省总医院的马蒂诺生物成像中心。电子邮件抄送给了科金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同事们，而安内瑟则被排除在外。

“我想与你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且我想恳求你们的帮助，处理一个潜在的问题，即雅各布·安内瑟与麻省总医院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之间的问题。这个研究团队由苏珊·科金领导，她参与H.M.的研究工作已经近50年了。”这是罗森邮件的开头。他不仅抱怨了安内瑟拒绝他们获取“长远分析所需要的核心数据”，他还强调“已经有数篇有关这个大脑的社论发表，但这些文章却只字未提这个大脑的捐赠者以及捐赠方对这个研究的参与。这些当然导致了这种不利情形的发酵，甚至超越了科学的范围……至少可以说，这里的人都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商议着要用法律行动拿回大脑”。他要求布拉德利告诉安内瑟，“带着大脑叛逃，并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然后他发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威胁：“我深感担心，”他写道，“我们可能具备更好的神经病理学知识来处理这颗大脑。不过我希望是我错了，这仅仅是一位年轻而没有受过专业指导的科学家，还未理解到这一系列行为将对他的科研生涯造成多大的损害而已。”

布拉德利回答说：“我想，我们只是沟通有碍，并不是雅各布带着物品叛逃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因为他的确还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我确实应该让他做出回应。我想这一切都会解决的。”

罗森在给布拉德利的回信中，又重申了科金与她的团队“为了让他归还数据以及大脑，已经努力了一年多了”。并且，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预期”。他还提醒布拉德利，他们的团队“正在展开法律行动，因为大脑在法理上是属于麻省总医院的，不过我相信，您将督促他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认为若是H.M.这种著名历史人物成为法律纠纷的对象，各方都会非常尴尬。”

2013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峰会中，各方就亨利大脑控制权所产生的冲突进行了谈判。会议在位于第五大道的西蒙基金会（Simons Foundation）总部的八楼会议厅举办，由杰拉德·菲斯巴赫（Gerald Fischbach），也就是西蒙基金会的生命科学负责人主持。这个基金会被选为这场冲突的主持方，原因之一是这个基金会是一个中立的团体，在各大私人或公共科学基金会中，这个基金会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对亨利研究进行资助的团体。安内瑟和科金都出席了会议，同时露面的还有德纳基金会（Dana Foundation）的主席，这个市值2.4亿的机构，资助过H.M.过世后的大脑研究。出席的人员还有诸多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麻省理工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和理事人员，不过他们的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安内瑟和科金之间的不和上面。自罗森一年前收到电子邮件之后，情形并没有什么好转。事实上，他们的协商完全失败了。安内瑟和他在大脑观测所的同事们仍旧在继续工作，他们基于切片表面图像建立了亨利的大脑三维模型，还对这次切片进行了第一次术后检测。安内瑟还撰写并提交了一篇基于其相关工作的论文，刊登在一本叫做《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杂志上。到底是否应该保留科金所要求的切片表面成像，以及必要的组织样本还有待讨论（解决这些数据的所有权，是这次会议的一项关键流程），但安内瑟尚未和科金及其同事商议，就撰写和发表论文的行为，至少这一点就违反了学术礼仪。论文被提交给了四个同行评议者。其中三个评议者都给出了正面的回应。而第四个审稿人是苏珊·科金。她收到了这篇文章不久之后，这次纽约会议就开办了。

在会议的前一周，麻省理工学院向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管理层发送了一封官方信函，正式要求他们将亨利大脑的全部2401块切片交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他们会将之带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收入其心理研究所的大脑银行中。这个心理研究所由大卫·阿马拉尔（David Amaral）负责管理，他是科金的前同事。阿马拉尔出席了纽约的会议。神经病理学家马修·弗劳斯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曾经与安内瑟一起负责抽离亨利的大脑。同时还有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简·奥古斯蒂娜也出席了会议，她在努力写一些以针对亨利死后的大脑进行神经解剖学分析为基础的论文。

菲斯巴赫宣布会议开始以后，安内瑟进行了开场发言，他告知会务组，自己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起草一份适宜的材料转让协议，来解决这次争端。材料转让协议是一种合法性合同。一些重要的生物标本在机构之间转让时，通常会需要这种合同。合同能够确定转让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同时也会对所有权进行定义。当科金将亨利的大脑交给安内瑟时，并没有起草转让协议。科金只是在四年前，在捷蓝航空的登机口前，将装着大脑的冷却器交给了安内瑟，这当中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安内瑟在此告知组委会，他并不关心亨利的大脑最终安身何处，不过他想要确保，自己的实验室无论如何要获得公平与信用，还有对他们所投入的时间、金钱与劳力的肯定，并且他们所深陷的冲突不能对他的名声造成损害。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拥有着这个大脑，”安内瑟说道。似乎在那一刻，亨利大脑的最终归属问题（无论是留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安内瑟那儿，还是如麻省理工的要求，移送到戴维斯的大卫·阿马拉尔那里）可能会很快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