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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第一个学年的第三个学期大概刚好过半,我那时正在攻读荷兰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我想,我是我那一年级中学习最刻苦的学生,这倒不是因为我本身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或者学习的动力,而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我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因为他拥有太多的资产。教育与科学部属下的助学金裁定委员会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陈述拒绝为我提供助学金的理由时,起码就是这么说的。我和父亲都清楚他们所谓的资产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土地、房屋、奶牛和农机。“难道为了送你上大学,我还要把奶牛给卖掉吗?”我把信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不等别人搭腔,也不再说一句话,他当即就把信揉成一团。由于手边没有垃圾桶,他把信随手扔进了厨房的水槽。要是当时身上有打火机或者火柴,他一定会把信烧了。那一刻,亨克也站在厨房里,他的眼睛躲在浓黑的眉毛下面,不敢抬眼看我。母亲把信从水槽里捡回来,试图把它抚平整,不过最终还是将信放进了垃圾桶。

于是,我就住在家里,每天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1)听课。为了挣学费,我还得去打零工,什么活都干。如果放学后得去一家大型百货商店打工,负责把卡车上的货物卸下来,那一天我就会很晚才到家,于是,第二天早上,坐在餐桌旁,我就会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有时候,母亲会问我,我在阿姆斯特丹那里忙些什么——阿姆斯特丹,那座城市还是不提为好。事实上,母亲并不知道想要问我什么,但起码,她在试图跟我沟通。到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父亲也许曾问过我三次,问我学会了多少高深的词语,但每次他都不等我回答便又跟亨克聊了起来。他们聊的是:哪几只奶牛不再产奶,哪几只幼崽需要挪窝,或者是附近其他农场主的一些琐事。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对于父亲和亨克来说。

亨克天生就是当农场主的料,亨克才是父亲的儿子。至于我,究竟他希望我将来干什么或者我希望自己将来干什么,这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后,亨克有了丽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蒙尼肯丹的一家酒吧遇见了她。在这之前,亨克一直属于我,我也属于亨克。当时,我也在同一家酒吧里,这给丽特带来了某些困惑。那是圣诞节的前夜,那天夜里,不参加午夜弥撒的人都会去外边消磨时光。亨克跟她聊了起来,一开始大伙儿还都凑在一块儿,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俩逐渐与大家疏离,丢下了我依然和大家、和那群农场的男孩子们在一起。亨克把脑袋背转过去,不想让我看到他的脸,然而,从他的后脑勺,我判断得出他在不停地说话。在他说话的当儿,丽特的目光时不时越过他的肩膀落在我的身上,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亨克说个不停,而我一声不吭;只要是亨克与赫尔默在一起,哪个夜晚都是这样的格局,绝对不会颠倒过来。当时,我俩十八岁,看上去依然像两只小公羊一般分不出彼此,当然那是在不同的母羊眼里。可是,自那个圣诞前夜之后,我就被抛在了一边,从此成了孤单单的一个。

四月初,丽特拿到了驾驶执照。四月十九日,她决心用行动向亨克证明自己:不管亨克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那么多的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可不是凭着漂亮的脸蛋、甜美的微笑才得以通过驾照考试的。那天下午,我上完了一节语言学的课,然后骑车回家。当时刮的是西南风,我是顺风,上衣的拉链没有拉上。

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厨房里。“亨克走了,”她对我说。

丽特把车开到伊顿村和沃德之间的“吃人之潭”的时候,车子从公路上翻了下去,那是因为恰巧迎面开过来一辆汽车,而对方又没有把车开到路边给她让道。车子从堤坝上滑落下去,翻了个跟斗,车头朝上,重重地跌入了艾瑟尔湖。亨克被当场摔昏过去,副驾驶一边的车门撞得变了形,那一侧的车顶也撞出了一个凹坑。刚巧,那个地方的湖水又比其他许多地方都更深,也许是因为以前的一场大水曾经将那一段堤坝冲毁,靠内陆一边的湖水由此被人们称作“吃人之潭”。那个没有给丽特让路的驾驶员也过来帮忙,即便如此,丽特还是没能把亨克从车子里弄出来。一直到第二天,调用了绞车才终于把车子从湖水里吊了上来;而车子,则是父亲的那辆深蓝色西姆卡轿车(2)。

亨克的遗体停放在起居室,那一段日子,丽特天天都待在我们家。每天一大早,她就过来,直到深夜才回自己的家。亨克是溺水身亡的,因此,棺材的盖板不能长时间地打开。十九日的夜里,气温骤然下降,我们把那两扇框格窗打开了。母亲和丽特什么都不干,就那么整天整天地坐在厨房里。偶尔会有人到家里来,但多数情况下,来的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一九六七年,他们中有三个还依然健在。父亲和我尽量避免照面,尽可能多地待在屋外。家里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两个女人悄无声息地坐在厨房里,亨克的尸体摆放在空无一人的起居室里。到了夜里,我无法入睡,我担心会闻到亨克身上的味道。事故发生两天之后,我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上了几节课。在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我停下来,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3)的最高处,望着奥兰治水闸(4)。我非常确定,十九日那天,我上的是语言学课,因为一到家,母亲就对我说:亨克走了。十九日之前及之后上的什么课,已经彻底地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回家的路上,我会再一次停下来,再一次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的上面,而这一回,我看的是外艾瑟尔湖的湖面,我不想马上踩动自行车的踏板。那一年正好是大桥建成十周年。我觉得不会有人关注我的存在:父母亲是长辈,丽特是未婚妻,而我只不过是兄弟。

从那一天开始,每次出门,我几乎都是往北走,我再也没有去过村庄的南边。

葬礼过后,丽特还会时常浑身颤抖,因为她深感内疚,也因为艾瑟尔湖的湖水寒冷彻骨。其他的人都离开了,只剩下我们四个人默默坐在厨房里。丽特坐在亨克的位置上,光线从她背后的那扇边窗照射进来。父亲拿起空了的咖啡杯,轻轻地来回晃动杯子里的勺子,眼睛则始终盯着他面前的桌面。母亲站起来,默默地给他续上一杯咖啡。亨克也会那样做,也会让咖啡杯里的勺子跳动起来,但他那样做的时候会冲着我微笑,而且,母亲给他的杯子续上咖啡后他还会对母亲说一声“谢谢”。我注意到,丽特看着父亲,父亲正搅拌着奶皮让它与咖啡融合。接着,她又看看我。在她的眼睛里,我又看到了她与亨克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她看着我时的那种困惑。我不记得是否跟她说过话。她跟母亲说话。那一个星期,大家都不怎么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