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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她的不适而哭，她更加凄楚地为它们的短命而哭，为一份透明的火腿包装竟然会有这样一种神秘的作用、使她最美好的情绪化为乌有而哭，她为这个似乎没有法律和先知的世界而哭。她不断地哭泣，不断地喝酒。修理工来了，将汽油燃烧器修理好了。当孩子们从学校里回家，她已经失去知觉，躺在沙发上了。孩子们吃了维生素片，到外面去玩了。第二个星期，洗衣机坏了，将厨房灌满了水。她打电话的第一个修理工去迈阿密度假了。第二个在一星期之内不可能来。第三个去参加葬礼了。她自己动手在厨房拖地，足足等待了两个星期才来了一个修理工。同时，煤气炉也坏了，她不得不在电炉上做饭。她对家用电器的维修一窍不通，她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一种悲剧性的废退现象，当初看见帕塞尼亚村那些需要工作和钱的失业者不会挖一个洞时，她就有这样的感受。正是这种废退的感觉，驱使她酗酒和乱交，她两者兼而有之。

一天下午，酩酊大醉时，她张开双臂抱住送牛奶的。送牛奶的粗暴地将她推开了。“天哪，夫人，”他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哪？”作为一种讹诈性的幽默游戏，他将冰箱塞满了鸡蛋、牛奶、橘子汁、农家鲜干酪、蔬菜沙拉和蛋奶酒。她拿了一瓶威士忌上楼到卧房里去。四点钟，汽油燃烧器坏了。她又去打电话。三四天之内没有人能够来。外面寒冷极了，她以土著人一般的惊恐看着冬夜渐渐逼近她的房子。她可以感觉到一股股冷气弥漫在她的房间里。天黑下来之后，她前往车库，自缢了。

人们在帕塞尼亚村的殡仪礼堂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葬礼。摆放她那纪念碑式棺材的房间亮着柔和的灯光，摆设就像是一间举行鸡尾酒会的客厅，而电子乐器演奏的音乐就像你在克利夫兰旅店酒吧里可能会听到的那种。原来，她在普罗克西米尔庄园没有任何朋友。她丈夫绞尽脑汁所能找到的友人只是一小撮他们在各种不同游轮上认识的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每年冬天，他们去搭乘即将航行两星期的加勒比海游轮。参加葬礼的有来自荷马号的罗宾逊一家，来自美国号的哈威德一家，来自格利帕肖特号的格拉夫里一家，来自卑尔根峡湾号的利昂纳德一家。一个牧师说了一些言辞犀利的话。（对她的死感到内疚的汽油燃烧器修理工、电工、机修工和管道工没有出席。）在牧师布道时，罗宾逊夫人（荷马号）号啕大哭起来，她呼号之激烈，之伤心，极其不合时宜。她大声地呻吟着，在椅子里摇动，歇斯底里地抽搐着。哈威德夫人和利昂纳德夫人，以及后来的男人们也抽泣和哭喊起来。他们并不是为了失去这个人而哭，他们几乎不认识这个人。他们哀叹她的一生是如此令人失望、悲哀。当然，那天上午当梅利莎搭乘着运送洛克哈特夫人棺木的回印第安纳的火车—他们回家的第一段路程—时，她不可能知道这些。

梅利莎和格特伍德·本德坐在一起。格特伍德·本德的头发染了银色，往后如此精确、如此熟练地挽成一个发髻，以致梅利莎心中一个劲儿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她穿着与头发颜色相配的银色皮衣，手上丁零当啷戴着六个手镯。她是一个漂亮却浅薄的女人，脸上的神色让人毫不犹豫地知道她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她的嗓门尖尖的，她谈论到她的女儿贝蒂。“她总担心她的家庭作业。我跟她说：‘贝蒂。’我对她说：‘别担心你的家庭作业。你知道我在学校学了什么让我走到今天的吗？修炼一个好的身段，学会使用刀叉。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梅利莎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迈的太太，脑袋在缀满布玫瑰的帽子的重压下低垂着。一家人—母亲和三个孩子—占据着过道那边面对梅利莎的座位。他们是贫穷的。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便宜货，而且很破旧了。那女人的脸疲惫而困顿。一个孩子病了，躺在她的膝盖上，吮吸着他的大拇指。他两三岁的样子，但要猜想他的年龄是困难的，因为他是那么苍白、那么瘦削，额头上长着疮，瘦腿上也长着疮，嘴角的纹路就像一个成年男子脸上的皱纹一样深陷下去。他看上去病态又痛苦，却顽固而执着，仿佛在他拳头中掌握着获得一些令人困惑而又喜庆的东西的希望。尽管他病了，尽管火车上的环境异常陌生，他也不愿放弃这一希望。他咂巴咂巴地吮吸着他的大拇指，而且不愿改变他在生活中的位置。他母亲弓身俯在他身上。她在给他喂奶时，必须得这样做。当火车途经帕塞尼亚、盖茨布里奇、图克逊河谷和托金斯韦尔时，她给他唱催眠曲。

格特伍德说：“我真弄不懂这种女人，为什么她们让自己失去美貌，其实她们未必必须这样做。我是说，一个人度过一生，看上去总是像一只陈旧的洗衣袋，有什么意思？比方说莫利·辛格尔顿。星期六晚上，她戴着厚厚的深度近视的眼镜，穿着丑陋的衣服去俱乐部，心中还一个劲纳闷她为什么没有快乐的时光。如果你去参加聚会让所有的人都不痛快，就没意思了。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姑娘了，我明白，但我仍然有许多我想要的伴侣，我喜欢给男孩们一个震撼。我喜欢看见他们兴奋起来。看到你所能做到的，太神奇了。啊，有一个杂货店的伙计给我写了一封情书。我不会告诉查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这可怜的家伙有可能为此失去他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不时不时地制造一点儿刺激，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让梅利莎妒忌起来。她明白她所经受的那突发的、奔涌而至的妒忌纯粹是可笑的，然而，这并没有减少她的妒火。她甚至都不知道她让自己深信埃米尔崇拜她，而实际上他可能崇拜那儿所有的女人，她还可能在埃米尔崇拜者的名单上列在末尾。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她感到一阵震撼。这太荒唐了，但也太真实了。她似乎在他的形象周围重新建立了她的价值观，不由自主地听命于他的钦慕。她真正在意的是他的调情。一想到这儿，她感到痛苦，感到屈辱。这种痛苦一直延续了下去。

她在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离开纽约，回到家便去了内罗毕杂货店。她要了一片面包、大蒜盐和苣荬菜—这些东西她其实一样也不需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光景，他来了。

“你是埃米尔吗？”

“是的。”

“你给本德夫人写过信吗？”

“什么夫人？”

“本德夫人。”

“去年圣诞节之后，我就没有写过一封信。我叔叔给我寄了十美元，我写了一封信去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