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德列家族和弗莱明家族（第6/10页）

我把派莱克斯耐热玻璃盘朝理查德头上扔过去时，他还在喋喋不休。盘子里有一块柠檬酥皮馅饼，盘子没打中他，打在了冰箱上，但是馅饼飞出来，糊在了他的脸上，就像老电影或肥皂剧《我爱露西》里的场景。像剧中人一样，理查德脸上也出现了片刻的惊愕和瞬间的无辜。他顿时不说话了，张着嘴愣在那里。我自己也很吃惊，没想到戏里面那么好笑的事，在现实生活中竟是这样令人震惊。

划，划，划小船，

随着溪水轻轻荡漾，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人生如同梦一场。

我躺在妹妹身边，听着院子里的歌声。她们的歌声，她们的到来，她们的热情，以及她们对彼此、对自己极大的尊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父母，我们所有人都像在过节一样。不同的声音和歌词交织在一起，纷繁复杂，似乎这嘈杂、这欢快的较量永远都不会结束。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我知道这种轮唱法，还是很吃惊——歌声慢慢消散，只有两个人的声音还在回荡。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人生如同梦一场。

最后只剩下一个声音，她们中还有一个人在唱，顽强地唱到了最后。她的歌声让最后一句歌词停留在半空中，其中竟然夹杂着一丝乞求，一丝警示：人生——如同——梦一场。

二　田间的石头

母亲并不是整天只知道给玻璃杯口上霜并把自己想象成贵族后裔的人。实际上她是个商人，做点生意。家里到处都是一些由复杂的交换得来的东西，不是买来的，这些东西能保留多久也无从知晓。有段时间我们可以弹钢琴，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橡木桌子上吃饭。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挂在墙上的镜子不定什么时候就消失了，长沙发变成了普通沙发，普通沙发又变成了调味瓶架和马毛双人座椅。我们家就是个仓库。

母亲为一个名叫波普伊·卡伦德的人打工，或者说和这个人共事。波普伊是个古董商人，他没有门店，家里也堆满了旧家具，他家放不下的东西才放到我们家来。波普伊家的衣橱背靠背放着，很多套床垫弹簧竖靠在墙上。他从农场或乡下的小村子里收购东西——家具、盘子、床罩、球形门把手、泵杆、炼制黄油的搅乳器、熨斗，什么都要，然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多伦多的古董商店。那时古董生意的黄金时期还没有到来，人们迫不及待地在旧木制品上刷上白色或浅色的漆，扔掉简易的线轴床，卧室里换上浅色的枫木家具，用绳绒床罩盖住拼缀的被褥。收购东西并不难，花不了几个钱，卖掉却要费一番周折，所以这些东西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停留一段时间。尽管如此，波普伊和我母亲选择干这一行并没有错。如果坚持下去，他们可能会发财，并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可是那时候波普伊生意惨淡，母亲则几乎挣不到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上当了。

他们没有坚持下去。母亲病了，波普伊则因为在火车上骚扰别人进了监狱。

有些农场不欢迎波普伊，一见到他来，小孩子们就朝他大声嚷嚷，农妇们赶紧闩门。波普伊穿着油乎乎的黑衣服，吃力地穿过别人家的院子，眼睛不由自主地滴溜乱转，显得傻乎乎的，或很猥琐。他会用恳求的语气轻声问道：“有人在——在家吗？”除了外表邋遢，他还咬舌，结巴，我父亲学他学得惟妙惟肖。在有些地方，波普伊会吃闭门羹，而在另一些地方，通常是不那么体面的人家，他却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给他吃的，仿佛他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只奇怪而无害的鸟儿，因为怪异而备受珍视。如果一个地方不欢迎他，他就不会再去了，会派我母亲去。他脑海里一定有一张周边乡下的地图，每家每户都在上面。有些地图会用小圆点标出哪儿有矿产资源，哪儿是历史古迹。波普伊的地图想必也一样，哪儿有一把摇椅、一个松木餐具柜、乳白玻璃碎片或一只护髭杯，无论是他确切知道的还是怀疑有的，都做了标记。波普伊和我母亲凑在餐厅一起看旧腌菜坛子上疑似工匠留下的标记时，我常听他对我母亲说：“为什么不去看看呢？”他跟我母亲说话或跟别人谈生意时从不结巴，声音柔和但不卑微，听起来颇有几分得意，又像是为自己出了一口气。哪个朋友如果和我一起放学回家，她准会问：“那个人是波普伊·卡伦德吗？”朋友会很吃惊，波普伊竟然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竟然会出现在别人家里。我很不喜欢和波普伊扯上关系，所以很想说那不是他。

说真的，没有几个人注意波普伊的性取向，人们可能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性取向。大家说他奇怪[6] ，也只是“怪”的意思：古怪，反常，招人烦。他的结巴、滴溜乱转的眼睛、肥硕的屁股和满屋子的破烂儿都浓缩在这个词里了。他努力在达格利什这样的地方生存下来，任意的侮辱和莫名的同情对他来说如同家常便饭，我不知道他是特别勇敢还是不太现实。当然了，他在斯特拉特福德的火车上向两个棒球运动员表达那样的暗示，确实不现实。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对波普伊最后那次倒霉的经历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她对这个人的看法。很多年以后，母亲在报纸上看到，我要去念书的那个大学有个老师因为争男伴在酒吧里和人打架被捕了。她问我报纸上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在保护一个朋友，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说朋友，“男伴”是什么意思？

然后母亲说：“可怜的波普伊，总有人要找他的碴儿。其实他非常聪明，他的聪明和别人不一样。有些人在这样的地方活不下来，人们容不下他们，就是容不下。”

母亲可以开波普伊的车去拓展业务。有时候波普伊去多伦多了，我们就开着他的车出去过周末。如果不是有一拖车的货要拉回来，他出门一般会坐火车——就像我刚才说的，后来他不幸在火车上遇到了麻烦。我们自己的车年久失修，连镇子都开不出去，只能往达格利什开个来回，再远就不行了。我父母跟其他很多陷入大萧条的人一样，家里都有一些大物件，比如汽车或锅炉。这些东西慢慢变旧，没法修，也买不起新的。自己的车好用的时候，我们一夏天会去戈德里奇一两次，去那里的湖上玩，有时候也会去看望住在乡下的姑姑们。

母亲总是说父亲的家庭很奇怪。说它奇怪，不仅仅是因为家里先有了七个女孩，然后才有了一个男孩，还因为这八个孩子中，有六个仍然生活在一起，住在她们出生的房子里。另外的两个，一个女孩小的时候死于伤寒，另一个就是我父亲，他逃出了那个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六姐妹很古怪，至少她们同时代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她们都是老古董，真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她们属于另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