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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贝尔。”法官对马龙说，“如果当时送她去约翰·霍普金医院生孩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家女人都是在家里生孩子的。谁知道会出这个状况。再说，人都是事后明白，当时糊涂。”他结束了这段话，不再提他那因生孩子死去的儿媳妇。

“米拉贝尔死得很可惜，”马龙只是想说些什么，“现在女人已经很少会因为生孩子死去，所以真遇上了就格外令人伤心。她每天下午都到我的店里来买卷筒冰激凌。”

“她喜欢吃甜食。”法官说话时露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因为他也因此受益，他经常会说：“米拉贝尔喜欢吃草莓酥饼”或者类似的这些精美小吃，把他自己的馋嘴说成是怀孕的儿媳妇想吃。妻子蜜西活着的时候很有办法，也很有坚定的策略，一直把法官的体重控制在三百磅内，她也从不提什么卡路里、节食之类的字眼，她只是偷偷读食品上写的卡路里表格，然后仔细调配食物，法官对此一无所知。

“最后城里每个小儿科大夫都咨询过了。”法官几乎是辩解地说，好像他因为没有好好照顾亲人受到了责备，“但是这是很罕见的一种毛病，没有人能预知。到了我该死的日子，我会后悔没有一开始就送她去约翰·霍普金医院。他们擅长处理疑难杂症和罕见病的。如果不是他们，我今天也早就死了。”

马龙从这些对其他人疾病和死亡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慰藉，他轻声地问：“你的病是属于复杂还是罕见？”

“也不是那么复杂和罕见，只是有些怪，”法官扬扬自得地说，“当我最亲爱的妻子死后，我感觉太糟糕了于是开始自掘坟墓。”

马龙吓得一哆嗦，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他的老朋友在坟地里用牙咬着泥土，痛苦地哭号。由于自己的病，他对这种突然出现的画面毫无防御能力，不管怎么抵抗都没有。对疾病的主观认识是如此强烈，马龙对即使是最温暖和客观的感念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比如，只是提到一个很普通的可口可乐名称，就会让他感觉羞愧和耻辱，认定这个公司不是一个好的供货商，这只是因为他妻子买了他们的股票，她是用她自己的钱买的，并把它们放在米兰信托银行一个保险柜里。这些反应来自内心深处，是一种本能，马龙自己都没意识到它们有着扩散出来的力量和下意识里不好的影响。

“后来有一次我在你的店里称体重，结果有三百一十磅。但其实这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只是担心那时常出现的头晕。我是想也许有什么稀奇的事情发生我才会注意到。结果稀奇的事就真的发生了。”

“怎么啦？”马龙问。

“那是杰斯特七岁的时候，”法官岔开话头开始抱怨那些日子，“哦，一个男人带一个没有母亲的小孩，多么艰难！不仅要抚养他，还要教育他。哦，买那些婴儿食品，半夜突然孩子耳朵疼，我就把止痛剂蘸了糖喂他，还有把香油滴到耳朵里。当然大部分事情是他的保姆克里奥佩特拉做的，但是我自己的孙子，我义不容辞，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叹口气然后接着说，“不管怎么说，当杰斯特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我就决定教他打高尔夫。周六天气好的下午，我们就去米兰市的高尔夫俱乐部场地打球。我就是自己打，让杰斯特看着不同的拿杆方式和姿势。我们来到……来到一个小池塘，就在树林边上……你知道那地方，马龙。”

马龙从没打过高尔夫，也不是俱乐部成员，但是他还是点点头，带着几分自豪。

“总之是我那么一挥杆，就突然晕倒了。我感到自己扑通一下掉进池塘里去了。我掉进去差点儿淹死，周围一个成年人也没有，只有一个七岁的小孩和一个黑人球童。是他们俩救我上来的。他们怎么把我拉出来的我都不清楚，我只顾使劲瞎扑腾，浑身湿透。我一个三百多磅的大人，他们俩拉我肯定很费劲儿。但是那个黑人球童很聪明有灵气，最后他们终于把我拉出池塘。这个头晕的毛病终于引起我的警惕，我认真地决定该去看医生了。因为我从来不喜欢也不相信米兰的医生们，我灵机一动就去了约翰·霍普金医院。我知道他们专治怪病和罕见病症，像我这种。我给那个救我的球童一块金表，上面刻着拉丁文呢。”

“拉丁文？”

“Mens Sana in corpora sano.就是健康的心灵来自健康的身体的意思。”法官平静地说，这是他懂的唯一一句拉丁文。

“非常贴切。”马龙说，他一句拉丁文也不懂。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这个黑人男孩有种特殊的联结，你可以说是一种悲剧色彩的联结。”法官慢慢地说，闭上眼睛，好像眼前有个帘子遮住了这个话题。马龙很好奇，却无法得到满足。“不过，”法官继续说道，“我雇他当了我的贴身仆人了。”“贴身仆人”这个过时的说法给马龙触动很大。

“我掉进池塘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去了约翰·霍普金医院做全面检查，因为我知道他们擅长处理怪病的。我带着小杰斯特一起去的，为了让他扩大知识面，也是奖励他和那个黑人孩子成功救了我。”法官其实是害怕自己一个人单独面对医院的环境，但他不愿意承认，“于是我就在医院见到修姆大夫。”

马龙想象着医院里医生的诊室，乙醚的味道，还有孩子们的哭声，潜意识里海登医生手里拿着的裁纸刀和他的诊断书也出现在脑海里，想到这儿，他脸都白了。

“修姆医生问我是不是吃得太多，我向他保证我只是很正常的饭量。接着他的问题越来越细。他问我，比如，一顿饭吃几块饼干？我说：‘就是通常的数量啊。’像那些医生一样，他刨根问底地问我‘通常的量’是多少？我告诉他说是‘就一打子或再多两块’。这么一说之后，我知道我遭遇了滑铁卢了——彻底失败。”

马龙眼前瞬间闪过水浸泡的饼干、丢脸的丑态，还有拿破仑。

“医生说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现在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会过多久；要么开始节食。我承认我被他的话惊呆了。我告诉他这个问题太严重我得好好想想。我得想十二个小时之后才能告诉他我的决定。‘我们会发现节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法官大人。’你是不是也很讨厌，他们这些医生一说话就喜欢用‘我们’二字，其实只是对我而言。他可以回家吃上五十块饼干十个冰激凌蛋糕都没关系——而我，就得节食挨饿，我是非常生气地开始想这个问题。”

“我也讨厌医生用‘我们’二字。”马龙非常赞同，想起在海登医生诊所他对自己说“我们可能是遇到白血病了”的时候，他的情绪波动很大。医生的话给了他沉重打击，到现在他还没缓过劲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