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这才叫做人哪（第2/4页）
我走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
“左巴，你当然不是第一次到克里特来啰！”我说，“你看它就像见到一个老朋友似的。”
左巴仿佛感到厌倦似的打了个呵欠。
我看出他不愿意跟人搭茬儿，便笑着说：“左巴，你很讨厌说话吗？”
“倒不是讨厌，老板。是说话困难。”
“困难？为什么？”
他没有立即回答。他的眼睛又沿着海岸慢慢巡视。因为在甲板上过夜，他卷曲的灰发上滴下露水。升起的太阳把他脸上、下巴和脖颈上深深的皱纹照得特别清楚。
那两片公山羊似的耷拉着的厚嘴唇终于动了动。
“早上我很难张口。很困难，对不起。”
他又沉默了，小圆眼睛注视着克里特。
早餐的钟声响了。
一张张无精打采、青黄色的面孔从船舱里露出来。妇女们发髻散乱，拖着步子，摇摇晃晃，穿过一张又一张饭桌，散发出呕吐物和花露水的味道。她们的目光模糊、惊惶、呆滞。
左巴坐在我对面，愉快地喝着咖啡，把面包抹上黄油和蜂蜜，大口吃着。他的脸慢慢变得开朗平静，嘴也显得柔和了。我偷偷地观察他，发现他睡意已消，眼睛越来越闪闪发亮。
他点燃了一支烟，惬意地抽着，蓝烟从多毛的鼻孔喷出。他盘起右腿坐在上面，那是一种东方式的怡然自得的姿态。显然，现在的他可以说话了。
“我是不是头一回来克里特？”他开口了，边眯缝着眼，通过舷窗朝远在我们身后的伊达山望。“不，不是头一回。1896年，那时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的胡子、头发乌黑，真正本来的颜色。我有三十二颗牙。我一喝酒就先吃冷盘，后吃正菜。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魔鬼就要在克里特爆发革命。”
“那时候，我在马其顿当货郎，走村串巷，卖针线杂货。我不收钱，我要奶酪、羊毛、黄油、兔子、玉米。然后，我把这些东西转卖出去，赚一倍的钱。晚上，我不论到哪个村，都知道该去哪户人家住下。每个村都有个好心肠的寡妇。我送她一轴线或一把梳子，要不一条黑头巾—— 因为她死了丈夫，我就跟她睡觉。这并不花我多少钱。老板，不花多少钱就能过快活日子！可是，正像我跟你说的，这时候克里特拿起武器了。‘真倒霉！’我对自己说，‘这个克里特，它永远不叫我们安生。’然后我把线轴、梳子丢到一边，扛起了枪，和别的叛乱分子一起到克里特去了。”
左巴沉默下来。这时，我们沿着一个恬静、多沙的圆形港湾前行。水波缓缓涌上岸边，没有溅起浪花，只是沿着沙滩留下一片薄薄的泡沫。云彩散开了，太阳光辉灿烂，形势嵯峨的克里特变得静谧、安宁。
左巴转过脸去，用嘲笑的神情看我。
“老板，你以为我要跟你说我砍了多少土耳其人的脑袋？要不就像克里特人那样，把割下来的土耳其人的耳朵泡在烧酒里？我不会说这些！我觉得这无聊，感到羞耻。太疯狂了。今天我冷静下来，问自己这是多么疯狂的举动。朝一个对我们什么也没有干的人扑上去，咬他，割掉他的鼻子，揪下他的耳朵，剖开他的肚子，所有这些，还要叫上帝帮忙。换句话说，也要求上帝剖鼻子和耳朵，剖肚子。
“可是在当时，我血气方刚、头脑发热，不会停下来分析一下。要做出正确的、恰如其分的思考，一定得心平气和，上了年纪，缺了牙齿。一个人没有了牙的时候，就容易说：‘小伙子们，别去咬啦！这是耻辱。’可是，当人长着三十二颗牙齿，他就是一头猛兽。是的，老板，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头吃人的猛兽！”
他摇了摇头。
“他吃羊、吃鸡、吃猪，可要是不吃人的话，他就满足不了。”他将烟卷在放咖啡杯的碟子上碾碎，“不，他满足不了。我的大学问家，你说呢？”
可是没等我回答，他就用眼睛估量着我说：“你能说什么呢？据我了解，你从来没有挨过饿，没杀过人，没偷过，也没跟别人的老婆睡过觉。那世界上的事你能懂得些什么呢？头脑天真，身上的肉没有见过太阳……”
他以毫无掩饰的蔑视口气评价我，而我也为自己那双纤细的手、苍白的脸和从来没有溅上过血和污泥的一生感到羞愧。
“好吧！”左巴伸出大手在桌子上一抹，好像用一块海绵把它揩净，“好吧，我还要问你一些事儿。你看过大堆大堆的书，也许你知道……”
“问吧，左巴。”
“真奇怪，老板，真奇怪，有件事把我给迷惑了。我们这些叛乱分子，干了烧杀掳掠、荒淫无耻的事，结果把乔治亲王带到克里特来[2]。自由了！”
他睁大眼睛，惊愕地看着我。
“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低声说，“一个天大的奥秘！莫非为了使自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一定得这样大屠杀，干这么多可耻的事？要是我把种种卑鄙行径和暴行给你讲了的话，你头发都得竖起来。可是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由！上帝没让我们遭到天打雷劈，反而给了我们自由！我就怎么也弄不明白了！”
他用求援似的目光瞧着我，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他，使他无法解脱。
“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吗，老板？”他焦急地问我。
明白什么？我跟他说什么呢？要么是我们称呼的上帝不存在；要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屠杀和其他罪恶行径都是斗争和解放世界所必需的……
我尽量试着用一种比较简单的语言向左巴解释。
“花是怎样从粪便和污泥中发芽、生长出来的呢？你说，左巴，是不是粪便和污泥就是人，花就是自由？”
“可是种子呢？”左巴用拳头捶着桌子说，“植物要发芽必须有种子。是谁把种子放在我们肮脏的肚肠里的？怎么这种子就不能从仁爱、诚实中生长出花朵呢？它就必须要从血和肮脏的东西里出来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那么有谁知道呢？”
“谁也不知道。”
“可那么说，”左巴感到失望，用凶狠的目光环顾四周，“我要这些船、机器、白领子做什么？”
两三个晕了船、坐在邻近桌旁喝咖啡的旅客又活跃起来。他们觉察到一场争吵，竖起耳朵听。
这使左巴感到厌恶。他放低嗓门儿说：“我们说别的吧。一想到这事儿，我就恨不得把手边的东西砸碎，管它是灯还是椅子，要不就把脑袋往墙上撞。可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见鬼去！砸了东西赔钱，要不就上药房去包扎脑袋。唉！要是上帝存在的话，那就更糟糕。完蛋了！他就会在天上斜着眼看我，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