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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天晚上我开始和弗雷德交谈了呢？或许因为他平易近人，目光坦率，表情快活天真，一点小事就惹他发笑。他对人关怀备至，不停地问你“是否不舒服”，“要不要一杯烧酒”，“坐在这张椅子上，是否不如坐在那张沙发上”，“夜里睡得香不香”……他全神贯注地倾听你讲话，睁圆了眼睛，皱起眉头，仿佛你在宣告神谕。

他明白了我们的处境，很快便问我是否我们想长期待在“山里”。我回答他说我们别无选择，他低声告诉我他有办法偷越瑞士国境，不知我感不感兴趣。

我迟疑片刻，然后作了肯定的回答。

他告诉我每个人得花五万法郎，贝松也参与其事。他和贝松负责把我们带到靠近瑞士的一个地点，他们友人当中一位有经验的帮人偷越国境者将在那里接应。他们已帮助十来个人偷渡到瑞士，他一一说出这些人的名字。我有时间考虑，因为他将去巴黎，一周后才回来。他给了我巴黎的一个电话号码：AUTEUIL 54—73，倘若我迅速作出决定，可以打电话给他。

我和盖·奥尔洛夫、弗雷迪和怀尔德默谈了这件事。盖·奥尔洛夫对“弗雷德”帮人偷越国境感到吃惊，她只看到他浅薄轻浮，靠黑市交易苟且偷生的一面。弗雷迪认为没有必要离开法国，因为我们有多米尼加护照的保护。怀尔德默觉得弗雷德是个“小白脸”，他尤其不喜欢贝松。他向我们断言贝松脸上的疤痕是假的，是他每天早上用化妆笔画的。运动员之间的竞争？不，真的，他受不了贝松，称他“虚有其表”。德妮丝呢，她觉得弗雷德“讨人喜欢”。

决心下得很快。由于下雪的缘故。一周以来，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我又一次体验到在巴黎已有过的那种气闷的感觉。我心想如果再待在这里，我们一定会落入陷阱。我把这个道理讲给德妮丝听。

弗雷德过了一星期回来了。我和德妮丝取得了一致，谈起请他和贝松帮我们偷渡。我觉得弗雷德从未如此热情，如此值得信任。他拍拍你肩膀的友善动作，他的明眸皓齿，他的殷勤，这一切全讨我喜欢，尽管盖·奥尔洛夫时常笑着对我说必须提防俄国人和波兰人。

那天，我和德妮丝一大清早便打好了行李。其他人还睡着，我们没有叫醒他们。我给弗雷迪留了一张便条。

他们在路边，在我于萨朗什看到过的那辆黑色轿车里等着我们。弗雷德坐在驾驶盘前，贝松坐在他旁边。我打开轿车的行李箱放好行李，然后我和德妮丝坐在后座上。

一路上我们没有讲话，弗雷德显得很紧张。

天上飘着雪花。弗雷德驾车慢行。我们沿着山上的小路走。旅途用去了足足两小时。

弗雷德停车向我要钱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有了一种预感。我递给他一沓钞票。他数了数，然后转过身来冲着我微笑。他说现在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将分开越境。我和贝松走，他带着德妮丝和行李走。一小时后我们将在那一边，他朋友的家里会合……他脸上依然挂着笑容。我在梦中依然看到的古怪的微笑。

我和贝松下了车。德妮丝在前座，弗雷德的身边坐下。我注视着她，某种预感又一次刺痛了我的心。我想打开车门叫她下来，我们两个人一起动身。但转念一想我这个人生性多疑，喜欢胡思乱想。德妮丝呢，她似乎毫无疑虑，情绪不错。她向我送了个飞吻。

那天早上，她穿一件臭鼬皮大衣，一件花色毛线衣和弗雷迪借给她的一条滑雪裤。她年方二十六岁，栗色头发，一双绿眼睛，身高一米六五。我们的行李不多：两只皮旅行袋和一只深栗色小手提箱。

始终笑容可掬的弗雷德发动了马达。德妮丝放下车窗玻璃，把头伸出窗外，我朝她挥动胳臂告别。我目送车子远去，它在远方渐渐变成了一个极小的黑点。

我开始在贝松身后行走。我观察他的后背和他在雪地留下的脚印。突然，他对我说他要去摸摸情况，因为我们离边境不远了。他要我等着他。

十分钟后，我明白他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拖着德妮丝钻进这个圈套呢？我尽全力试图摆脱弗雷德即将撇下德妮丝，我们俩将尸骨无存的念头。

雪还在下。我继续走着，一边徒劳地寻找一个方位标。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走呵，走呵，最后终于躺倒在雪地上。在我周围，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