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访谈（节选）

采访时间：2007年8月26日晚。地点：北京长安大戏院。

钟志清（下简称钟）：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你曾经向我谈起过你自幼便梦想有朝一日走访中国，现在你已经梦想成真，脚踏中国的土地，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吗？

阿摩司·奥兹（下简称奥）：我首先告诉你我为什么对中国充满了向往。我曾经对你说过，我父亲懂十几门语言，但始终没有攻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我自幼读了许多描写中国历史的书，那些书中充满着对那个遥远而陌生国度的描述与想象。尽管它们未能勾勒出一幅幅清晰的中国画面，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印象，那是一片神奇而奇妙的土地。我清楚地记得，我开始学习英语时，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第一篇课文中写的便是，有一个人住在非洲，去中国寻找神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中国则是神灯之邦，如果你想寻找神灯，就要去往中国。当然，从那时起，我也渴望了解认识中国，渴望有朝一日前往那个神奇的国度。而今，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梦想真正化作了现实。我现在还无法说出我对中国的感受，因为我刚到中国几个小时，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为时过早。但我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与愿望要去了解中国。

钟：在你描写童年的作品中，曾提及为中国的苦力而吃饭，那就是你幼时对中国的想象吗？

奥：在我童年时代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到处是古老的宫殿，到处是琼楼玉宇，田野里稻菽滚滚，苦力们拖着一桶桶水。之所以出现苦力这一意象，是因为我父母从我很小时就不断地警告我，你必须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因为世界上有贫穷和困苦，中国的苦力根本没有饭吃，我们有责任不浪费，所以我必须为了中国的苦力把盘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光。

钟：与你想象中的欧洲完全不同？

奥：对，欧洲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我本人出生在以色列，但我父母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欧洲犹太人，热爱欧洲。他们虽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便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土地，但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极强的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已经听到脖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声。我闭上双眼，便可以看到打着赤脚的牧鹅女。而中国是个遥远的所在，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钟：因此欧洲文化在你幼时的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奥：但是这种教育本身充满了矛盾。我父母崇尚欧洲文明，是热诚的亲欧人士，他们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他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欧洲并未以爱来回报这些犹太人，并在20世纪30年代将其逐出欧洲，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幸事——因为倘若他们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逐出欧洲，就有可能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丧生。这种经历使之对欧洲的情感颇为矛盾，既思念欧洲，又怨恨欧洲，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类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后者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我们，犹太人。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钟：那么以色列文化，我是说希伯来文化，在你的幼时教育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奥：我自己是以色列教育制度的产物。这是一种鱼水相依的关系。希伯来语是我的母语，希伯来文化融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我很小的时候，便听说在加利利等地云集着大量的拓荒者，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我当时向往的便是像他们那样成为战斗的国民，要成为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一代犹太人。但是，要想只用一代人就实现这种变革绝非易事，变革是几代人的事情，身为中国人，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些。

钟：是的，因此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你的创作中就这样相互交织在了一起？

奥：是的。我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欧洲文化传统与我自己所成长的以色列文化环境在我的创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钟：在以色列政治似乎成了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为以色列作家，你对此有何感受？

奥：对于我来说，从童年时代起，政治就成了个人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父母、亲人、街坊邻里谈论的就是时局与政治。甚至连小孩子也参与政治讨论。而今，政治不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是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而是终日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钟：那么你认为你童年时代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今的主张是什么？

奥：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受父亲家族右翼人士的影响，是个小民族主义者，小爱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都是对的，而其他世界都是错的，非常简单化，一刀切。可是在我十二岁多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自杀身亡，我开始反叛父亲的世界，也反叛他的政治信仰。从那以后，我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巴以两个民族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许最后这两个民族能够找到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

钟：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谈到，是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启迪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你的许多作品都以描写典型的以色列日常生活见长，作为作家，你意识到“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对此，你希望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奥：作家应该描写他或她最为熟悉的世界，描写他的邻里、家人、国家以及所熟悉的人。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当不了作家，因为我生活在偏僻的基布兹，而真正的世界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洛、非洲沙漠、斯堪的纳维亚森林。也许可以在俄国写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在基布兹，只有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晚上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我没有像第一代以色列作家那样拥有战争经历，生活中缺少激情。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让我改变了上述观念。在《小镇畸人》中，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于是我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宇宙中心，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便是你的宇宙中心。如果年轻作家到我这里来询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话，我就会告诉他：“年轻人，请描写你身边的世界。你的家人、你的村庄、你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