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马普尔小姐的故事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旺斯特德教授问道，“那两个女人是跟着您、保护您的私家侦探？”

他坐在椅子里，身体前倾，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白发老太太：她姿势笔挺地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里。此刻他们正在伦敦市的政府办公楼里，在场的还有其他四个人。

一位是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一位是伦敦警察厅的助理局长詹姆斯·劳埃德爵士，一位是梅德斯通监狱的典狱官安德鲁·麦克尼尔爵士，第四个人是内政部部长。

“直到昨天晚上，”马普尔小姐说，“直到那时候我才真正确定。库克小姐去过圣玛丽米德，我很快就发现她并非她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人——一个园艺知识丰富的女人，到那儿去帮助一个朋友打理花园。很明显她去那儿的唯一目的是让自己熟悉我的相貌。由于我知道她的真正目的，因此当我在旅行车上再次认出她来的时候，必须做出判断：她跟随旅行团是为了保护我，还是我的对手派来的敌人。”

“昨天晚上，当库克小姐用非常清楚的话语提醒我，阻止我喝克洛蒂尔德·布拉德伯里-斯科特放在我面前的那杯咖啡时，我才真正确定下来。她的措辞很巧妙，但警示性也很明显。之后，当我跟她们两人说晚安的时候，她们其中一人牵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两手中间，非常友好而热情地握了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她给了我一样东西，后来我发现是一只高音哨。我带着它去休息了。接过女主人一定要我喝的牛奶，道过晚安，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那简单而友好的态度发生变化。”

“您没有喝牛奶？”

“当然没有。”马普尔小姐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请原谅，”旺斯特德教授说，“让我惊讶的是您没有锁门。”

“那是非常错误的做法。”马普尔小姐说，“我想让克洛蒂尔德·布拉德伯里-斯科特进来。我想听听她会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我想她肯定会进来，但那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她要确认我喝了牛奶，处于一种近似昏迷的睡眠之中——大概再也不会醒过来了。”

“是您帮助库克小姐藏进衣橱的吗？”

“不是，她突然出来的时候我也大吃一惊。我想，”马普尔小姐考虑一番，若有所思地说，“她是在我沿着走廊去……呃……去浴室的时候溜进去的。”

“您知道那两个女人在房子里？”

“在她们给了我哨子之后，我想她们可能就在不远的某个地方。我认为进入那幢房子不是件难事，它没有百叶窗或防盗警报器这一类的东西。她们中的一个借口落了手提包和围巾又回来的时候，可能拉开了窗户的插销。我想她们应该是一离开就马上折回房子了，一直等到屋里的人全都上床睡了。”

“您冒了很大的风险，马普尔小姐。”

“我希望一切顺利。”马普尔小姐说，“一个人这一生有很多风险不得不冒。”

“顺便说一句，您那个寄送包裹给慈善机构的小花招大获成功。里面有一件簇新的、颜色鲜艳的男士高领套头毛衣，是红黑格相间的。非常惹眼。是什么让您想起那件事来的呢？”

“这个，”马普尔小姐说，“真的很简单。埃姆林和乔安娜关于他们所见之人穿着的描述表明那人是故意让人注意到的，颜色鲜艳、惹人注目，这个很重要：这种衣服不会藏匿在本地，也不可能保存在旅客的私人物品中。它必须尽快被送到远处，而实际上只有一种方法能成功处理掉这种东西，那就是通过邮局。衣物一类的东西可以很轻松地送到慈善机构那儿去。想一想，那些为失业母亲筹集冬天衣物的人，或者类似这种慈善机构的人，发现一件几近崭新的毛衣时会多么高兴。我要做的就是找到东西被寄去了哪里。”

“那么，您是直接去邮局问的吗？”内政部部长的表情有点惊讶。

“当然，但不是直接问的。我是说，我不得不装得有点慌乱，并解释说，我本想寄衣服给慈善机构，但写错了地址，而他们也许能告诉我我那位好心的女主人带过来的包裹有没有寄出去。一个非常好的女员工努力地回忆，并想起那个地址确实并非我想寄的那一个，还把地址抄下来给了我。我想她完全没怀疑我是想打探什么消息。哦，我不过是个昏头昏脑的老太婆，她很关心我包裹里的衣服寄去了哪里。”

“啊，”旺斯特德教授说，“我认为您是一位演员，马普尔小姐，就像一位复仇者一样。”然后又说，“您最开始注意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是在什么时候？”

“起初，”马普尔小姐说，“我发现事情很困难，几乎不可能。我在心里责备拉斐尔先生没有把事情清楚地告诉我。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他不这么做是很聪明的。真的，你知道，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大金融家，轻易地赚到这么多钱了。他把计划安排得如此精细，每一次都能给我提供足够的锦囊妙计，我则依计而行。首先，我的守护天使仔细地认准了我的样子；其次，我按照指示参加了旅行，并结识了旅行中的人。”

“开始的时候您怀疑过吗——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字眼，怀疑旅行团中的某个人？”

“我只是想到一种可能性。”

“没有感觉到罪恶的气息？”

“啊，您还记得这一点。没有，我认为那里没有明确的罪恶气息。没人告诉我我要联系的人在哪儿，但是她向我做了自我介绍。”

“伊丽莎白·坦普尔？”

“是的，就像是一盏探照灯，”马普尔小姐说，“黑夜中的光明。到那时为止，您瞧，我仍然处在黑暗之中。但肯定存在某些东西，我的意思是，从逻辑上看必须存在，因为拉斐尔先生的指示，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受害者和一个凶手。是的，肯定有一个凶手，因为这是拉斐尔先生和我之间唯一的联系。在西印度群岛曾经发生过一起谋杀案，我跟他都被卷入其中，而他对我所有的了解就是我跟那个案子的联系。所以这不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犯罪，也不可能是一桩随随便便的案子。它一定——并且明确地表现出来——是一桩邪恶的、精心策划的犯罪，邪恶取代了良知。必定有两个受害者，一个被杀了，另一个则是非正义的牺牲品，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指控。虽然我仔细思考了这些事，但在跟坦普尔小姐谈话之前，我依旧毫无头绪。她非常热情、非常迫切，于是，我跟拉斐尔先生的第一个联结出现了。她谈起她认识的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曾跟拉斐尔先生的儿子订过婚，这是我的第一束光亮。然后，她又对我说这个女孩儿没有嫁给他。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她死了。’然后我问她是怎么死的，是什么害死了她，她非常坚决、咄咄逼人地说——现在我仍然可以听见她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深沉的钟声——是爱情。之后她又说：‘爱情是这世上最可怕的词。’我不知道她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最开始想到的是，这个女孩儿由于不幸的爱情而自杀了。经常发生这种事，每次都是一场惨痛的悲剧。那时候我最多也就知道这些了。事实上，她此次出行并非一场快乐的旅行，她告诉我，她要去做一次朝圣。她要去某个地方，或者去见某个人。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后来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