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

让大公司为所欲为，纵容逐利的心态，不会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宜居的世界。

——汤姆·肖尔茨（Tom Scholz）

接受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访问

在讨论促进平等所应采取的措施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专注于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忽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缩小富国内部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富国对穷国的需求作出更积极的回应。我们在第4章中（图表4.6）曾指出，更加平等的国家往往会提供更多对外援助。与最不平等的国家相比，某些最平等的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前者的四倍。此外，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往往也更加好斗。较不平等国家的“全球和平指数”得分往往较低（该指数涵盖了军事状况、国内外冲突状况，以及安全、人权和稳定状况，由“人类愿景”组织和经济学人信息部联合发布）。

如果转而考察各国在国际贸易协定或是有关减少碳排放的谈判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更加平等的国家往往会持有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不平等似乎不仅仅会影响人们对待本国同胞的态度，还会影响关于国际问题的规范和期望。成长并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会影响到人们对人性所持有的观点。我们已经探讨了不平等与信任程度、社群生活、暴力行为的关系；还探讨了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人们早年生活的质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同情心和侵略性的。显然，这些问题都与日趋激烈的对社会地位的争夺和消费主义态度有关。这表明，如果能够促进国内的平等，我们也许会更加友善地对待发展中国家。

转型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促进平等？对平等的讨论会令有些人感到忧虑。在国家政策协会于华盛顿召开的一场关于健康不平等状况的会议上，我们试图缓解人们的忧虑情绪。我们指出，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发达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而且我们所探讨的只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不必通过革命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场会议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作《不必革命》（It Doesn ’ t Take a Revolution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仍有些人认为需要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正如平等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尔·克里（Bill Kerry）所言，如果想要大幅缩小收入差距，并且对全球变暖作出有效回应，我们就需要推动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只能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实现，但仅仅对政策的细枝末节进行修补，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以争取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需要持久的方向感，需要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实现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变革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新社会从将要被它取代的旧机构中脱胎而出的方式。与其等待政府行动，我们不如自己立刻开始。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宏大的革命，而是一以贯之的、不断涌现的小型变革。我们的目标在于建设更加友善的社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避免会导致不安、恐慌和强烈抵触情绪的动荡；牢记这一点有助于增加我们成功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在于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减少恐慌情绪；在于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与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相比，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不仅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的价值。

在过去，有关不平等的争论关注的是穷人的贫困状况和受到的不公待遇，减少不平等的方式则在于劝诱或是恐吓富人，令其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穷人。然而，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不平等会造成各种恶果，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因此，关于不平等的争论也应发生改变。社会转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促进平等有助于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制度。

常常有人认为，因为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因此我们无法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但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平等并不意味着一模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并未使得人们变得一模一样；减少物质不平等也不会导致人人都变得同样平庸。财富，尤其是继承来的财富，无法反映一个人的优良品质。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指出：“只有实现了财富平等，优良的品质才能脱颖而出。”（第71页）也许正因如此，由瑞典来颁发诺贝尔奖是再合适不过了。

没有证据表明，更加平等社会的知识、艺术和运动成就会低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相反，令大部分人感到自己不受重视，当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水平。尽管棒球队不足以代表整个社会，但一项为期九年、对29支球队的超过1600名球员进行的精心研究表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收入差距较小的球队表现明显更好。我们在此前各章中已经发现，更加平等的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政策失败

人们曾经认为，通过政治可以改善人们的经济环境，从而增进人们的社会与情感福祉。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政治已经失去了这一功能。人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心理福祉取决于个人层面的措施，例如采取认知行为疗法，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或是重申宗教或“家庭”价值观。然而，政策制定者显然可以通过收入分配这一途径来增进所有人的心理福祉。政客有机会大有作为。

通过专门服务来应对健康及社会问题，既昂贵，又不太有效。即使治安和医疗等最重要的服务，对于犯罪率与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社会工作及戒毒等服务的目的在于为服务对象提供治疗，而不是缓解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政府出台了旨在预防各种社会问题（降低肥胖率，减少健康状况的不平等，降低吸毒率）的政策时，这看上去也仅仅像是面子工程：通过传达善意，让人们以为政府真的在努力解决问题。当某些政策远不能实现目标时，人们不禁要怀疑，政策制定者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措施能产生效果。

以健康状况的不平等为例。在十年时间内，英国政府一直承诺要缩小富人与穷人之间健康状况的差距。一名荷兰专家在对各国政策进行了独立审视后也指出，英国在执行以减少健康状况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然而，英国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并未得到改善。似乎顾问和研究者在潜意识里都明白，不应严肃地考虑那些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旨在解决健康及社会问题的那些动议并未触及不平等的现状，反而几乎都是在试图打破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地位与由此产生的问题之间的联系。其潜在的希望是，人们（尤其是穷人）将继续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但不会染上心理疾病、青少年生育、教育失败、肥胖症或吸毒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