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们通常会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也担心自己会言过其实，但本书所包含的并非关于如何令世界步入正途的一系列灵丹妙药与成见。本书中所描述的工作出自一项耗时很长的研究（我们两人一共花费了超过50年时间），该研究最初的目的在于探明现代社会中居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之间在预期寿命上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健康上的不平等”）的原因。起初，中心问题在于弄明白为何居于较低社会等级的人们健康状况也较差：穷人健康状况差于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则差于上等阶层。

与其他研究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的人士一样，我们所接受的流行病学训练意味着我们运用的是用来追溯人口病因的方法：试图探明为何某个群体的人们染上了某种疾病，而另一个群体的人们并未患病；或是试图解释为何某些疾病变得更为流行。这种方法不仅限于健康状况，同样还可以被用于探明其他问题的成因。

“基于证据的医学”一词指的是，如今人们通过种种努力来确保医学治疗的基础是关于何种疗法有效、何种无效的最佳科学证据。与此类似，我们认为可以把本书称为“基于证据的政治学”。作为我们论述基础的研究成果出自不同大学与研究组织的诸多团队之手，通过可重复的方法对可观测的和客观的结果进行了研究，经过同行审阅的研究报告发表于学术科学期刊上。

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含有猜想的成分。结果总是需要被解释的，但通常有充分的理由在多种解释中更加青睐某一种。稍后的研究发现往往会对起初的理论与预期提出质疑，从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该问题。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为何我们相信在现代社会中提升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是可能的，我们希望邀您一道踏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我们标记出了重要的证据，剔除了各条死胡同和错误的岔路，以免浪费时间。我们将罗列出这些证据以及解释这些证据的理由，您可以自己作出判断。

就直觉而言，人们总能意识到不平等会损害社会。但人们似乎很少有理由认为各个发达社会在不平等状态上的差异程度足以导致任何显著的后果。如今，与浮现出的这一幅惊人景象相比，最初促使我们寻找此类后果的理由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许多发现既要归功于判断力，也要归功于好运。

这幅景象为何直到现在才得以浮现？原因可能在于，直到近年来人们才能得到所需的多数数据。如今，关于各国收入、收入分配乃至不同的卫生与社会问题的信息均可以进行对比了，在这种情况下，某人得出与我们类似的研究成果只是时间问题。这些数据使得我们及其他研究者可以分析各个社会间的差异何在，发现多个因素之间有何种关联，以及更加严格地对理论进行检验。

容易想象的是，自然科学中的新发现要比社会科学中更迅速地被接受，正如同物理理论不像关于社会的理论那样具有争议。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充满了痛苦的人际争执。这些争执最初源自理论上的分歧，但常常会贯穿当事人的一生。自然科学界的争议通常仅限于专家之间：多数人对于粒子物理学中相互竞争的理论并不持有特别明确的观点。但对于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无疑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理论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它们几乎可以被视为我们对于社会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知的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并不必说服各个细胞或是原子接受自己的理论，社会理论家则不得不面对纷繁的个人观点以及强大的既得利益。

1847年时，伊格纳茨·泽梅尔魏斯（Ignaz Semmelweis）发现，医生在接生前洗手将大幅降低产褥热导致的死亡率。然而，在他的研究成果造福于人之前，他先得说服人们（主要是他的医学同行）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他而言，真正的战斗不在于最初的发现，而是随后的争论。他的观点受到了嘲讽，最终，他精神失常，以自杀结束了一生。医学界大多都没有严肃地对待泽梅尔魏斯的研究，直到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提出了细菌致病理论，从而解释了卫生的重要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悲观的时代。除了对全球变暖可能导致的后果感到担忧之外，人们还常常感觉到许多社会尽管物质上很成功，但却愈发为社会性失败所累。雪上加霜的是，如今我们又迎来了经济衰退和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不过，意识到了现状将无法维持下去，变革势在必行，这也许恰好构成了乐观情绪的基础：也许我们终于有机会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了。本书英国精装版受到了格外热烈的欢迎，这证明了的确存在着寻求变革、找到解决问题的积极对策的普遍渴望。

在这一版中我们只进行了少量改动。数据来源、方法和结果的细节——我们觉得多数读者也许希望略过这些内容——在附录中列出，供对数据有兴趣的读者查阅。关于因果关系的第13章，结构进行了微调，并被进一步强化了。我们还进一步扩展了对过去哪些因素导致各个社会更加或者更不平等进行的讨论。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变化是受到政治态度的变化推动的；因此我们认为，将对相关政策的讨论视为寻找恰当的技术性解决方案，是错误的态度。如果愿意的话，有上百种方式可以使得社会变得更加平等，因此我们并未指定应采取哪些具体政策。我们亟须的并非是一项明智的解决方案，而是认识到平等对于全社会的益处。如果正确的话，本书提出的理论和证据将告诉我们，如何能大幅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然而，除非改变多数人看待自己所处社会的方式，否则这项理论仍将胎死腹中。只有当本书所概述的观点深入人心后，民意才会推动必要的政治变革。因此，我们设立了一家名为“平等基金会”（The Equality Trust）的非营利机构（详情见本书结尾处），目的在于使得书中呈现的证据更好地为人所知，并且表明这样的态度：有一种方法能够令我们所有人都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