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4/17页）

而中国“革命”的本义，指用暴力手段实现改朝换代，不过一家一姓的鼎革而已。1897年3月，章炳麟在《时务报》第19册发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便明确宣称:

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士，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梁启超在《横滨清议报叙例》中也指出:

我支那数千年来，义侠之风久绝，国家只有易姓之事，而无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闻有因国政而以身为牺牲者。

保皇会系统中最早公开正面宣传“革命”者，当推欧榘甲。戊戌政变前，欧榘甲和韩文举、叶湘南等从湖南到上海[36]，政变时曾为康有为联络日本《亚东时报》馆人设法救援。[37]欧任教于时务学堂时，与同事唐才常“至相得也”，临行唐赠以五古《侠客篇》，“读之怒发上冲……汉上勤王之志，肇于斯时矣”[38]。受唐才常的影响，欧榘甲对与革命党人合作一事，态度明显较康有为积极，而与梁启超一致。1899年3月初，在梁启超与孙中山于犬养毅宅会谈后不久，欧榘甲也与孙中山会面，讨论良久，孙中山畅所欲言，而欧榘甲依然受制于康有为，不能做主。[39]

在康有为的挟制下，欧榘甲的文字宣传一度也坚持“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40]。但是面对清廷的高压，除极力鼓吹自由民权观念外，其不平之气仍时有宣泄。如针对清政府“诬义士为乱党”的攻击，他撰文痛加驳斥：“乱之所生也，皆起于不均不平不通不安，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不安，又皆起于在上者愚民之虐政”，“而此不均不平不安不通之政，曾不肯改革之，以俾平民享一日生人之乐，不均则争，不平则鸣，不通则悖，不安则倾，如怒潮之激动，如火山之迸发，佛兰西乃起而革命，美利坚乃起而自立”，呼吁“支那义士相率而起”。[41]

菲律宾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欧榘甲一方面感到“非律宾尚可自立，安有中国不可自立之理哉？”一方面乘机表达了对近代世界历次革命的正义性的肯定:

美人抗英立国，而后自由之光，照耀于大地，独立之气，蒸涌于五洲，自非冥顽不灵之族，大惑不解之伦，野蛮无知之俗，莫不被其流风，鼓其热望，以自由为天赋之权，独立为生人之本，人人皆当保护安全之，不可受人压抑，非如草木禽兽横生倒生寄生，不能自由独立，受命于人。此理印于人人脑中，故于在上有损其自由、制其独立者，必起而抗之，于是列国革命之事起。此非民之敢于抗上也，为其扼人自由，制人独立，害天理，损人为，不得不深恶耳。[42]

一个月后，欧榘甲为纪念戊戌政变周年发表论说《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再度论及近代欧洲革命，态度更加鲜明：“当欧洲百余年前，革命之惨，至于血河头山，然而其文明之度，即以此而大增。”并将戊戌政变视为“文明之运将至亚洲大陆而先为严冬苦雨”的表征。[43]

1899年10月25日，《清议报》刊登了欧榘甲撰写的《中国历代革命说略》，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公开为“革命”正名的第一篇文字。照欧榘甲看来，中国历代的“革命之运，或进或退”，不仅“与黄种盛衰伸绌有大关系”，而且“与今日改革时机尤有相为影响者”，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革命”与近代革命相联系。他盛赞三代之治，认为尧舜“虽非与今世完全之民主国相同，亦当时之大圣，有公天下之心者也”，批评时人所谓“中国无民主种子，革命后不能为共和之治”的论调“皆大谬误，不知孔子之大义者也”。又区分历史上的“家族政治”与“庶民革命”，斥责夺占国人所有的“假革命家”坏了革命的名声，“家族为国之时代已成熟，其先德入人之心，庶民革命之时代尚幼稚，而所为又拂民之欲，则民宁安于家族政治之下，而不愿遭庶民革命之惨。读佛兰西革命史，杀人之多，大乱之频，几令人不敢复言革命事，而王族之党欲窃发而起者，犹时有焉。盖革命势尚未成，一革再革，至于三革，而不能成功，则人厌乱，思其旧矣”。自真革命家汤武顺天应人，“革之时义大矣哉。今革义行于五洲矣，革效被于四海矣，其风潮起于环地中海……自今文明世界，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饮一啄，一波一沤，皆欲自由之光荣，新华之昭耀，而原其始也，莫不有革命为之别开天地，重光日月，以有今日也”。

近代亚洲大陆虽然“革运稍为阻耳，然其期亦不远矣”。革命既然“莫不藉铁血之威，掷千百头颅，流千百膏血以易之”，孔孟至仁大圣，何以目为应天顺人？即因天赋人人以自由之权，独立之性:

人人尽其自由之权独立之性而不相侵，斯谓能守其职；人人捐其自由之权独立之性而不相吝，斯谓之能成公益。如是则均平，则安乐，无偏无颇，众民欣和。若夫纵一己之自由，而压众人之自由，伸一己之独立，而缩众人之独立，是视己如天，视人如畜。众民者已供其身家财产，而身又陷于犬马奴隶之籍，终其身无一日生人之乐焉。夫以犬马奴隶待人，实悖天道，实害人理，以犬马奴隶自待，亦悖天道，亦害人理，如是则不均不平不安不乐，雷霆撼天，水中生火，如是不革命，则为黑暗之世，地狱之世，生不如死，有不如无，乾坤毁而天地灭矣。故必有大英雄大豪杰崛起，而涤荡犬马奴隶之世界，而为人类最贵之世界，开豁黑暗地狱之世界，而为文明天堂之世界，乃足以相天而生人。则革命者，是平人天之憾最良品也。

他又引述西人所说“文明者购之以血也”，“将独夫民贼之血洒地球而皆红，则民安矣”，以及史学家所谓“欲革千人之命者，必流百人之血，革万人之命者，必流千人之血，欲革亿人之命者，必流万人之血，古今万国之通例，不可规避之事”等至理名言，论证“革命者，去野蛮而进文明必经之路也”。古代至圣虽主不杀，亦因革命为理之必至，势所必然，而予以首肯。

按照《清议报》的说明，此文尚有续篇，但此后却不见刊载。其原因从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寻踪迹。有学人从文章的观念多与孙中山相近，判断其受后者的影响，不无道理。[44]只是所受影响不仅来自3月欧榘甲与孙中山的会晤，更与后来双方的频繁接触乃至订交有关。不幸，这种合作势头因康有为的到来而被打断。10月24日，康有为赴香港途经日本，因日本政府拒绝其登陆，在横滨港口的轮船上与专程从东京前来的梁启超秘密会谈。[45]所谈内容不知其详，次日康有为离开横滨前，托水上警察署署长向山手町百三十九番《清议报》馆的欧榘甲转送一封信，大意为惋惜暂时无法面谈，到香港后会再次来日。至于将来事业，包括以前所说各事，应在日本奋励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的末尾，康有为特意告诫其时刻不忘勤王趣旨[46]，则很可能梁启超在会谈时提及与革命党人合作及宗旨转换问题，而康有为又看过刚刚出版的新一期《清议报》，对欧榘甲鼓吹革命的文章极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