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余波（第2/2页）

这种屈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加明显。中东的命运是在伦敦和巴黎的办公室里定下的。这群异教徒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信徒。在遭到轻视乃至无视的伊斯兰世界，十字军东征忽然变得重要了起来。在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中，西方人被成功驱逐。萨拉丁的库尔德人血统和短暂却光辉的胜利，让他从大部分阿拉伯的史书中脱颖而出，突然成了泛伊斯兰国家的英雄。168

这一新的认知，让伊斯兰世界将新成立的以色列视作新的十字军国家，尽管以色列的居民主要是犹太人。在叙利亚，萨拉丁的头像出现在邮票和货币上，而他的骑马铜像——后面拖着两名基督徒俘虏——则竖立于首都大马士革之外，上刻铭文“解放耶路撒冷”。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aam Hussein）也不甘示弱。他自称为新时代的萨拉丁，铸造了4座自己的铜像，每一座都戴着类似圆顶清真寺外形的头盔，向当年重新征服耶路撒冷圣所的苏丹致敬169。

讽刺的是，“谋财害命的野蛮西方人对爱好和平、更加开化的东方发动了无端的入侵”这种对十字军东征讽刺性的描绘，反过来影响了西方。也许最著名的言论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Clinton）2001年所说的：恐怖袭击可能是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报应。

这样的观点十分危险，不仅是因为它通过扭曲历史来满足当今的政治需要。古罗马诗人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曾写道：“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小树枝被掰弯了，整棵树也会随之倾斜。”人们很容易受到无处不在的强大诱惑去误用历史，这种行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遏制。拿破仑曾说：历史就是众口一词的谎言。我们不必表示赞同，就足以看出创造过去来控制现在的危险性。十字军东征并非东西方的第一次大碰撞，甚至也不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首次交锋。它们既没有引发两种信仰的对立，也没有引发一方的消亡。

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依旧至关重要。在十字军时代初期，中世纪的教会乃是基督教世界的核心组织力量。乌尔班二世仅通过一次演说，就煽动了15万人离开故土，设法长途跋涉近3 000英里（约合4 830千米）前往耶路撒冷。而十字军时代末期，教皇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十字军东征削弱的不仅是教皇。考虑到其宣扬的目标，讽刺的是，基督教世界本身也受到了影响。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把基督教世界撕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半。双方渐行渐远已有几个世纪，不过在1204年以后，他们再也不认为对方是真正的基督徒了。170

在西欧，十字军东征推动了“骑士”这个词在概念上的转变。1066年在黑斯廷斯（Hastings）与“征服者”威廉作战的骑士，只不过是勇敢、强大、残忍，骑在马背上的雇佣兵。而乌尔班二世在演讲中表示，他们应该用武器完成更崇高的使命。他的言论受到了认真的对待，人们开始渐渐认为，骑士还应当有一系列相配的行为准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不到一个世纪，骑士精神就在《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和亚瑟王的传说中定型。这两大著名的文学作品都诞生于12世纪初，在中世纪十分畅销。换句话说，十字军东征帮助塑造了身穿闪亮铠甲的骑士的标志性形象，这种形象成了中世纪的象征。

最后，十字军东征促进了意大利海上共和国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发展。他们得以在地中海东部的市场上自由贸易，尽管穆斯林和拜占庭人的利益往往因此受损。贸易不仅给欧洲带来了新奇的商品，还催生了手握大量财富的商人阶层，这些人的后代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赞助者。

为什么我们要在正确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十字军东征的世界，我想以上这些理由应该足以说明。轰轰烈烈的东征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愚蠢和理想主义，展示了一系列圣者、恶棍，以及无数平凡人的表现。它们证明了虽然历史无法重复，但人性大抵相同，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当今世界大相径庭的视角。

这当真趣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