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7页）

“我那时忍不住要去设想，假如不是他而是我的爸爸那样站在那儿，那会怎样。”奥托·哈特纳事后这样说。于是个个人都附和说：“对啊，我也正好是这样想的。”

过了一会儿，校长陪同印丁格的父亲来到希腊室。

“你们当中有和死者交情特别深的吗？”校长对着全房间问道。起先谁也没有搭腔，印丁格的父亲害怕而痛苦地望着这些年轻的脸。后来，路丘斯走了出来，印丁格的父亲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会儿，可是说不出话来，不久便丧气地点了个头又走出去了。随即他就动身回家。他在明亮的冬天原野上还要乘整整一天的车子，才能到家，告诉他的妻子，她的卡尔如今长眠在怎样的一个小地方。

修道院里不久又恢复了原样。教师们又在呵斥学生，门又关上了，也很少有人再去想那个死去的希腊室的同学了。有几个人因为在那个可悲的池塘旁边站得太久，得了感冒，住进了病房，或是冻坏了脚，或是哑了嗓子。汉斯·吉本拉特喉咙和脚都没有出毛病，但是自从那个不幸的日子以来，样子变得比较严肃了，比较老了。在他身上有些东西起了变化，孩子变成了青年，他的灵魂仿佛迁移到了另一个国土，在那儿它害怕地、不舒服地游荡着，还找不到歇脚的地方。这不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也不是出于对善良的“印度人”的悲痛，而只是突然出于意识到自己很对不起海尔纳。

海尔纳和另外两个同学躺在病房里，他必须吞咽热茶，同时有时间可以去整理在印丁格死亡事件中所得到的印象，将来创作时可能需用。不过这些他似乎并不希罕，相反，他却显得非常痛苦，同他的病友几乎一句话也不说。自从受到禁闭处分以来所强加在他身上的孤寂使他那敏感的、渴望经常与人交谈的性情受到伤害，他变得尖刻了。老师们把他当作一个不满的激进分子严加看管，学生们都避开他，舍监用讥嘲态度对待他，而莎士比亚、席勒和勒瑙这些朋友却给他展示了不同于他目前所处的受压、受气的环境的另一个世界，一个更有力、更伟大的世界。那本开始只是以隐士式的忧郁为基调的《修士之歌》逐渐发展成为针对修道院、教师和同学写的辛辣、仇恨的诗篇集子。在孤寂中他发现一种辛酸的殉教者的享受，以不被人理解而感到满足。在他那无情辱骂的修士诗句中，他自比为小玉外纳1。

葬礼后一星期，两个同学病愈了。海尔纳一个人还躺在病房里，汉斯就去探望他。他羞答答地打了个招呼，搬过一张椅子到床边坐下，并且去抓病人的手。病人不乐意地向墙转过身去，似乎很难亲近。但是汉斯不肯退却。他紧紧地握住那只抓到的手，迫使他以前的朋友转过身来看他，他的朋友恼怒地撅起嘴巴。

“你究竟要怎么样？”

汉斯没有松开手。

“你一定得听我说，”他说，“我当时太懦弱把你撂下不管。可是你是知道我的为人的：我原先坚定不移的志向是要在神学校里保持前面的名次，尽可能成为第一名。你把这称作向上爬，也许你说得对；可是它曾经是我的一种理想方式；我并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

海尔纳闭着眼睛，于是汉斯非常低声地往下说：“你看，我很对不起你。我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做我的朋友，不过你得原谅我。”

海尔纳默不作声，也不睁开眼睛。面对着这位朋友，他心花怒放了，然而他已经习惯于扮演辛酸和孤寂的角色，至少目前还不能摘下这副面具。汉斯没有放松。

“你一定要原谅我，海尔纳！我宁可变成最后一名，也不愿继续避开你了。你要是愿意，咱们仍旧做朋友，让别人晓得，咱们并不需要他们。”

这时海尔纳回过来握了他的手，并且睁开了眼睛。

过了几天，他也病愈起床，离开了病房。对于他俩的重新言归于好，在修道院里引起不小的骚动。而他们两人却得到了几星期美妙的时间，虽然没有什么不平凡的经历，但却充满着一种令人异常幸福的、休戚相关的感觉和一种无需用言语来表达的、暗中的和睦感情。这种友谊与从前又有所不同，几个星期之久的分离使他们两人都改变了。汉斯变得更温柔、更热烈、更痴情了；海尔纳则增添了充满活力的男性气质。最近一个时期，两人相互地如此惦念，以致他们觉得这次言归于好就像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和一件珍贵的礼物。

两个早熟的少年在他们的友情之中不知不觉地、羞怯地提前体味到了一种初恋时的柔情奥秘。此外，对全体同学来说，他们的结合具有那种正在成熟之中的男性的苦涩的魅力，以及作为同样苦涩的调味品的抗拒感情。同学们都不喜欢海尔纳，而对汉斯则不理解，他们的许许多多友情那时还不过是天真无邪的男孩的游戏而已。

汉斯愈是亲密地、幸福地眷恋他的朋友，他和学校也就愈疏远。一种新的幸福之感像新酿的葡萄酒在他的血液和头脑中翻腾，在这种情况下李维和荷马的作品都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和光辉。而教师们则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这个过去一直是无懈可击的学生吉本拉特转变得成了问题，而且已经置身于可疑的海尔纳的坏影响之下。开始发育的年龄本来就很危险，而早熟的男孩身上在这时期还会出现一些古怪现象，没有比这些古怪现象更叫教师们害怕的了。海尔纳身上具有的某种天才的气质，一向就已叫他们感到不安——自古以来，在天才和教师这个行当之间就始终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天才们在学校里的表现，一开头就叫老师们憎恶。在老师们看来，天才是那种坏学生：他们不尊敬教师，十四岁就开始抽烟，十五岁谈恋爱，十六岁出没于小酒店，他们看禁书，写狂妄的文章，有时带着讥讽的神色盯着教师望。在教室日志里填写着他们带头闹事，要给他们禁闭处罚的记载。一个学校老师宁愿在他班上有几个笨驴而不愿要一个天才。仔细看来，他也是对的嘛，因为他的任务并不是培养非凡的天才，而是通晓拉丁文的人、数学家和老实人。但是他们两方面，谁受谁的苦更多、更严重？是老师受学生的呢，还是学生受老师的？两者之间谁更暴虐、更折磨人？两者之间是谁糟蹋和污损了另一方的灵魂和一生？人们要对此进行探讨，必然会愤怒和羞愧地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然而这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真正的天才身上，创伤几乎总是会愈合的，他们会成为人才，能违背学校的意愿创造出自己的好作品，将来他们死后，美名远扬，会由教师们当作杰出人物与优秀表率介绍给后代。就像这样，一个个学校都会反复演出这种法规与才智之间斗争的戏剧。同时我们也一再能看到国家和学校在不遗余力地设法连根铲除每年都会冒尖的、思想比较深邃、比较可贵的天才。总归首先是那些为教师们所憎恨的，那些经常受罚的、逃跑的、被开除的学生，他们后来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财富。但也有一些——谁知道有多少呢？——在无声的反抗中消沉了，被埋没了。